益州|闲话法正：建安十六年，心术熟到烂透的谋主( 三 ) 建安|诸葛亮|中国历史|三国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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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州|闲话法正：建安十六年，心术熟到烂透的谋主】毫无社会理想的权谋之士
建安十六年的选择，改变了法正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所有益州人的命运。当战事尘埃落定，益州百姓们立刻怀念起了那被时人嘲讽为“闇弱”的刘璋。因为他们发现，新的益州之主入主成都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建立一套远比刘璋时代更为凶狠的汲取体系来搜刮民财。刘备采纳了刘巴的献策，开始铸造一种名为“直百钱”的新货币。新钱重量仅相当于旧蜀五铢的3-4倍，法定面值却是旧钱的100倍。为保证汲取的顺利实施，新政权还接管了成都的市场，控制了物价。
“直百钱”是临时举措，益州新主希望高强度汲取能够常态化。于是，法正与诸葛亮、刘巴、李严、伊籍五人，又于同年共造“蜀科”，以汉律为基础，制定了一款专门用于管控益州百姓的法律。陈寿说，这款法律造成的结果是“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蜀科”的严酷基调，是诸葛亮定下的。法正最初不太理解，他觉得“初有其国”之际应该先博取百姓的欢心，何况新政权还是一群外来者，用宽松政策来笼络本土势力以获取支持也很重要。但诸葛亮饱读“申韩管子”，另有一套逻辑。他告诉法正：刘璋统治益州的手段是与本土大族合作，与之共享权力与利益。有刘璋的先例在前，新政权拿官职、爵位与财富去笼络，力度再大也显不出区别，不会让本土大族真正感激。所以严刑峻法才是当下最需要的，“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严刑峻法是一种威吓，益州民众被法条狠狠修理过以后，便会知道什么叫君王的恩典；社会地位是一种诱惑，益州民众被阶层无法维持和提升折磨过之后，便会懂得什么叫爵位的荣耀。
这番对话凸显了法正在政治上仍有“不成熟”的地方。但这种不成熟只在制度建构的技术层面，心术层面的法正早已熟得烂透，诸葛亮“每奇正智术”，便是指此。刘备不待见赶在成都破城前跑出来投降的名士许靖，法正却劝他务必礼遇，理由是这类人虚名流播四海，“宜加敬重，以眩远近”。刘备欲娶吴氏为妻，又怕遭人指摘（吴氏前夫乃刘焉之子刘瑁），也是法正公开站出来解围，说主公与刘瑁的关系，哪里比得上晋文公和晋怀公，晋文公可以娶侄子的老婆，主公当然更可以娶同宗的妻子。在法正这里，原则是不存在的。许靖的真实品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名声可以拿来利用。刘备与刘瑁的同宗关系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益州谶纬界流传着吴氏面相必然“大贵”的传说。
法正是一个智术超群而毫无社会理想的人。同为谋主的庞统，会关心“雅道陵迟”，会在宴席上直怼大呼爽哉的刘备，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这些东西在法正的身上完全见不到。而这大约也正是法正最受“有雄略”之主喜欢的缘故所在。他于建安二十五年去世，刘备“为之流涕者累日”，亲赐谥号“翼侯”。至于那被从酒席上赶下去、稍后亲冒矢石死在雒城战场的庞统，则早已被忘却，只能等待后主刘禅的追封。
撰文 | 谌旭彬
编辑 | 李夏恩走走
校对 | 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