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闲话法正：建安十六年，心术熟到烂透的谋主( 二 ) 建安|诸葛亮|中国历史|三国演

《后汉书·法雄传》里记载有关中法氏的辉煌历史。他们是战国田齐王族的后代。秦国灭齐后，田氏子孙不敢再用旧姓，其中一支遂以齐襄王田法章姓名中的“法”字为姓。西汉宣帝时，法氏被皇权强制迁往三辅，自此“世为二千石”，成了当地有名的高门望族。中平五年（188年），法正已是十二三岁的少年。那是东汉帝国维持表面平静的最后时光。次年，外戚何进谋诛十常侍失败，袁绍等引董卓西凉军进入洛阳，天下随之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再次年，董卓为避关东联军锋芒，摧毁了洛阳城，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建安初年，年约二十的法正离开关中前往川蜀避难。
法正来到成都时，益州也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乱。益州牧刘焉在兴平元年（194年）去世，其子刘璋继位。西凉武人控制下的长安朝廷不愿承认刘璋，另派了一位扈瑁为益州刺史。扈瑁自长安入汉中，得到了荆州牧刘表和部分益州将领的支持。战争由此引爆。按王粲《英雄记》的说法，益州的豪族大姓们在这场战争中集体站在刘璋的对立面，原因是其父刘焉当年空降益州，重用自南阳、三辅流入的数万户外来的“东州人”，以东州兵对益州长期实施高强度汲取，益州百姓怨声载道。巴郡豪族甘宁抛弃蜀郡丞的职务，起来响应扈瑁反攻刘璋，便有这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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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版《三国演义》中的法正。
甘宁们被击败后逃往荆州。但汹涌的暗流并未止息，东州兵支持刘璋站稳脚跟有功，愈加猖狂地“侵暴旧民”，终于在建安五年（200年）再次激发战乱。这两场动乱，让法正在益州的处境变得很微妙。他来自三辅，自然会被益州人视为东州集团的一分子，但他晚来多年，与东州旧人缺乏共同的经历与利益纽带，实已很难融入其中。《蜀书·法正传》里说他“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很不受同乡欢迎。同时，受了连番冲击的刘璋也在改变统治策略，致力于政权本土化，也就是收缩东州集团势力，多起用益州本地人士。法正在东州集团内没地位，在刘璋的新政版图里也没机会，“志意不得”，只能与好友张松私下吐槽刘璋“不足与有为”，是个没有效忠价值的人。既然没有效忠价值，自然就只肯领受俸禄，不愿为之分忧。建安十三年，张松建议刘璋结好刘备以抗曹操，推荐由法正担任亲善使者。法正便极不情愿去跑这一趟。
但那趟不情不愿的出使，却激活了法正内心蛰伏已久的魔鬼。他不喜欢避难者的身份，不喜欢微末的闲职，也不喜欢三辅同乡与益州士人不拿自己当回事的态度。于是，出使归来后，他告诉好友张松：刘备是一个“有雄略”之人，你我应该找机会“密谋协规，原共戴奉”，施展阴谋将其弄成益州之主。
得势后的睚眦必报
三年后，施展阴谋的机会终于到来。建安十六年三月，曹操命钟繇讨伐割据汉中的张鲁，成都顿有唇亡齿寒之感。张松趁机劝说刘璋将刘备请入益州，并再次推荐法正前往荆州联络。法正甫抵荆州，便力劝刘备取刘璋而代之。另据韦曜《吴书》记载，在此之前，法正与张松二人已将益州的“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全盘泄露。
法正自此以刘璋使者的身份留在刘备阵营，充当着最核心的谋主。《蜀书·法正传》里说，益州人郑度劝刘璋高沟深垒坚壁清野，刘备听闻后甚感忧虑，法正却让他宽心，称以刘璋的为人断不会采纳郑度的建议。其实，这种对错五五开的“料事如神”，并不是法正最重要的作用。刘备真正倚重的，是他对益州内部兵力部署、关隘交通与派系冲突等情况的深切洞察。这种洞察，是细致谋划多年的结果，最后见于刘备进围雒城时，法正写给刘璋的那封劝降信。信中的法正，犹如摊开了益州地图，面对面站在刘璋跟前，向他一一指出哪些郡县已经沦陷，哪些郡县正遭受威胁，哪些关隘已经洞开，哪些势力正蠢蠢欲动。
建安十九年，刘璋开城投降。重回成都的法正，被任命为蜀郡太守兼扬武将军（蜀郡便是益州的京畿）。从前不得志的闲人，摇身一变成了最炙手可热者。《蜀书·法正传》里说，翻过身来的法正，“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由此不难推想，这个来自三辅的避难者，对于给自己提供过庇护的刘璋时代，怀有多么深邃的怨念。有人将情况捅给诸葛亮。诸葛亮的回复却是：主公当年困处公安，狼狈不堪，全靠法正“为之辅翼”，才“翻然翱翔”有了今天，“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这些话，是在明确认证法正乃取蜀之役的最大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