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叟杂谈|文人“科举之弊”，《水浒传》早就揭示过了，原创( 二 ) 《水浒传》经数百年累积成书

最能展现刘高品行低下的是刘高抓获宋江，花荣写书这一情节。
花荣这封信写得极其文雅、合礼，然而刘高见书则大怒。他大骂道："花荣这厮无礼，你是朝廷命官，如何却与强贼通同，也来瞒我。这贼已招是郓城县张三，你却如何写济州刘丈？俺须不是你侮弄的！你写他姓刘，是和我同姓，恁的我便放了他"如此文雅之信却使得刘高大怒，他虽明白花荣写刘丈之意，依旧不为所动。
花荣救出宋江，他道："小弟寻思，只想他是读书人，须念同姓之亲。 "花荣之语，展现的是武将对于读书人的看法。读书人熟读经史，受到礼义文化的熏陶，应当更加识礼。花荣写此书时，对刘高为官的恶迹已知晓，却依旧以为读书人应会念及同亲。刘高的表现正如金圣叹所评："花知寨差矣，越是读书人，越同姓痛恶；越是同姓越为读书人痛恶耳。读至此处，我将听普天下慨叹之声。 "
黄文炳也是文人无行的代表，他出现在《水浒传》第三十九回，出场时作者就用全知视角交代了黄文炳的品性。 "这人虽读经书，却是阿谀奉承之徒，心地匾狭，只是嫉贤妒能，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 "
将读经书与其品性对比，可见经书对部分文人而言，并没有起到重品性、讲仁义的作用。黄文炳告发宋江浔阳楼题反诗、识破宋江诈疯、识破家书秘密，虽见其奸诈，也见其智谋。文人在诵读经史的过程中，掌握了权谋，却品行低下，这在刘高和黄文炳身上均有体现。
另外，科举是文人满足生活需求，实现理想价值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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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决定了考试的难度，士子实现中举的理想并非易事。在《水浒传》中，科举进阶之难，在得第士子和落第文人中均有体现。
梁世杰是蔡太师之婿，考试科举的得利者，也是官场的显贵者。其一番自述，流露出的却是科举的艰辛。《水浒传》第十二回，描写端午节时，梁府后堂家宴。娇妻弱婿的一番对白，无意间表现了梁世杰中试为官之难。当蔡夫人问及功名富贵从何而来时，梁世杰坦言， "岂不知泰山之恩，提携之力，感激不尽" ，这是进入官场后，位卑者对于位高者的依赖。其言"自幼读书，颇知经史" ，则是对于科举考试的准备和努力。想及唐代士子以娶五氏女为奋斗目标，可见，由科举实现阶层的转变，离不开经史的积淀，也离不开官僚队伍间的共生关系和裙带关系。然而每一步都并非易事，故而梁中书才会感叹，人非草木，欲报泰山大恩。
济州府尹也是科举考试的胜利者，生辰纲被盗后，其对何涛的责备将科举之难，为官之难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直言："我自进士出身，历任到这一郡诸侯，非同容易" ，因此，在生辰纲丢失后，其对何涛予以重责。在其脸上刺配，呵斥"你若不获贼人，重罪绝不饶恕" ，正是科考为官的不易，才使府尹遇到危及自身利益之事时，直言不易与辛酸，甚至有出现失态的举动。
落第文人更是科举进阶之难的重要体现，比如王伦。
《水浒传》中极写其虽为头领，气量狭小。林冲称其"落第穷儒，胸中又无文学" ，加之嫉贤妒能，而遭火并。王伦固然是文人无行的例证，但其轨迹也展现了落第举子的艰辛。在屡试不中后，必然会涉及到人生道路的再选择。其气量狭小，自是性格特征的体现，但也不乏受因不中举要与山寨其他人为伍的不甘心理的影响。
《水浒传》中，对于读书人的描写，并不重要，也非主旨。但其对科举弊端的揭示在文学研究过程中却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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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作主旨上讲，这部书以梁山好汉为主要描写对象，文人处于附属地位，与对好汉的描写不同，作者对何涛、王伦、黄文炳等文人的描写不夹杂作者主观上鲜明的爱憎意识，更为真实，故而，关于这些文人的描写及其反映的科举之弊是较为客观的，甚至是无意识的，纯文本的。由这些侧面描写切入来探讨科举之弊，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与作品的直接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