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元的尾声|从春色之首到薄幸之花，宋人笔下杏花的“爱恨交织”：南北变迁( 二 ) 论及以花木言志的文化风格

2、宋代文人士大夫“诗词”交际的方式形成
北宋时，朝廷士大夫阶级以及文人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来往密切，在宋仁宗时期，庆历士风的形成，直接孕育了宋代含金量最高的几位文学大家。如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虽然他们在政见上偶有不同，但是私交却甚好，经常私下约聊文学风范，因此杏花诗词成第一种“文学”交际的方式。在庆历朝后，王安石、苏轼等人接续这种良好的风范，因此推动了杏花诗词的高度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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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文运动进行时，杏花成为新的“文学寄托物”
众所周知，唐宋八大家，以唐末两家，北宋六家组合而成，而唐宋八大家的确立标准是“文章”之大才，是古文运动最活跃也最优秀的几人。古文运动是对过去骈文刻板的形式进行修改，北宋杏花文学，所展现的正是这样多样化题材的“抒情”属性，杏花成为了宋六家的“寄托物” 。如周敦颐的爱莲说：“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 ，牡丹就是盛唐的“文学象征” ，是骈文典故的最常使用的景物，而在宋代，杏花亦是如此，成为北宋文人们的“默契喜好” 。三、“花园文化”的崛起与杏花文学
此花园非彼花园，而是指宋代文人自己的“雅园” 。宋朝汴京城虽然“房价高” ，但是并不妨碍士大夫阶级在其他城市地区买地“筑园” ，宋代的花园文化也是极为繁荣的。
如著名的“芳林园” ，便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私家园林，自此起，士大夫阶层便掀起了“建园”的热潮，加上宋代早期的官员退休，都喜欢到东都洛阳定居，在洛阳修上私家园林，种上数百棵杏花树，惬意无比，成为潮流。北宋李格非还有一本名为《洛阳名园记》的园林游记，正是描写宋代丰富的“花园文化” 。
花园文化所产生重要联系的，就是宋代的“明星之花”：杏花。
在苏州园林中，著名的“沧浪亭”就是北宋诗人苏舜钦所筑，他与宋诗之祖梅尧臣合称为“苏梅” ，可见其诗才地位之高，不得不说，宋代文人大多数起了重要的典范，以“修筑私人花园”作为一种文艺的表达手段，赏着自己的园林，栽下杏树，等到春来，便写下动人的杏花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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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花园文化的本质与杏花文学的意义是一致的，是宋代士大夫重新审视“言志”之花木下的一种改变。比起唐代诗人走到哪看到哪写到哪，宋代文人更喜欢自己培养美景，培养“花色” ，培养自己的文化果实。四、北宋到南宋“杏花”文学的内涵变迁
1、从“春之花”变成“薄幸之花”
在北宋六大家的眼中， “杏花”是“春天”的最好象征，韩琦在春天惊呼杏花之美，苏轼喜欢在纷飞杏花雨的春下饮酒，王安石在春天感叹自己已经秋黄的人生，这些都是把杏花当成一个美丽、青春的“女子”意境在描写。但可惜，这种风范未过百年，随着理学的发展逐渐扭曲，北宋二程所推动的理学思想，在对“春花”的思想上体现得十分刻薄，到了南宋，杏花从“春天的象征”变成了“不忠不德”的象征，是为“薄幸之花” 。
薄幸乃为“男子”对感情不忠的意思，但在杏花特色上，薄幸明显更隐晦地针对女性。理学认为杏花“美丽多变” ，随风飘摇显得妖媚，因此便病态地认为其与人的“不忠不贞”是一致的，南宋著名的“名家三十客”姚宽就曾说道：“梅为清客、兰为幽客、桃为夭客、杏为艳客” ，此处的艳，贬义十分明显。而南宋中期叶绍翁著名的那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更是把杏花直接推到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不贞”的象征地位上，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