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元的尾声|从春色之首到薄幸之花，宋人笔下杏花的“爱恨交织”：南北变迁论及以花木言志的文化风格

论及以花木言志的文化风格，这是我国古代文学便一直存在的特点。我国晋代士大夫阶级因为仕途不顺而兴起的“谪贬文学” ，让花木言志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如甚爱菊的五柳先生之毕生佳作便是最好的典范。
到了唐代，又有“牡丹”成为国家文人潮流的抒情景物，而唐代的诗风也同样再次远超南北朝时期，除了单纯的表达谪贬之困顿，此时的花木言志也到了一个多样情绪表达的阶段。
再到宋代， “花诗”、“花词”几乎覆盖整个时代的著作，士人阶层地位的提高，让他们的眼界和心态发生了更多的变化，除了人生的不顺，人生的欢愉、自我思考，都在诗词中大量出现，而宋代的“杏花” ，便是这种文化特色的最好承载体，多人多角度的“杏花”喻物言志，成就了宋代的“杏花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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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杏花纷飞诗北宋，豪放婉约尽其中
北宋文坛是宋代“杏花诗词”产量最高的时期，现代教科书上著名的“全文背诵并默写”天团（北宋著名的文学家）的作品里，几乎都对杏花有所涉猎，或婉约或豪放，精彩至极。早在唐代，杏花诗也有显现，但却小众，在后面很长的一段时间，词风的兴起，古文运动的发展，很大程度成为了“杏花”在文学景象中崛起的根源。
庆历人士韩琦写杏花：“真宜相阁栽培物，更是仙人种植花。高行出群犹仰慕，香名超格合洪夸” 。他的杏花诗中，可见的是一种开始“注意”杏花的新奇之意，所谓仙人种花，便是比喻杏花之美的罕见和高雅，但实际上，杏花并不罕见，只是观者有无心发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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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北宋朝廷风气，文人士大夫私交甚好，诗作时常互相传阅和学习。一人起源，则无数人也注意到了杏花的美。如有“宋诗之祖”的梅尧臣，他的眼中，他的笔下之杏花是：“马上逢丹杏，芳条拂眼过” ，但在看到了杏花之美后，又不禁感叹起人生：“客心路易感，路远奈愁何” 。虽同样是写杏花，梅尧臣比韩琦单纯地“赞赏”更嵌入了自己心情，现实之风浓郁。那么有了“夸花”之人，又有“言志”之人，浪漫的北宋文坛自然不能少了“花色下饮酒颂诗”之人，此人便是宋代著名的“生活家” ，豪放的文曲星苏轼。
苏轼的笔，挥则可豪放，落下也能收敛，展露出婉约的风采，但这种“婉约”或许更是一种“洒脱文人”的优雅：“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赛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苹。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 。苏轼的字里行间，既体现了看到“余春”之杏花散落时的浪漫，但随之而来的，是带着他“不羁”品性的动作，与友人在花间饮酒，这种雅致，更不输李白的好客风情，也不同于李白“对影成三人”的那份寂寞孤独。但在北宋时也有人尝到了李白的那份寂寞，例如王安石，在患病的时候，起身看到杏花纷飞，想来的大致是大半生仕途不顺的凄清：“独卧南窗榻，倏然五六旬。已闻邻杏好，故挽一枝春” 。五六旬的人生，昨日的豪情壮语已是明日黄花，看到杏花开得正好，想要留下一枝欣赏，其实王介甫所言的，是他的青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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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杏花诗在北宋时流行的因素
1、宋代理学对文人思想的内敛化改造
重文国策在宋代的进行，让儒学上升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宋代儒学已经衍生出了足够诞生“理学”的思想环境，虽然北宋时以“北宋五子”为理学典范，但是并不代表其他文人没有这种思想的根源和意识。理学的萌芽，本质是对文人思想的改造。摒弃了北宋文人像晋代一味地“抱怨”的消极心态，也压抑了如盛唐时李杜之狂傲，宋代的杏花诗词成为了一种极为中庸且便于言情言志的景物，苏轼可酒下赏之，王安石可以病里叹之，百般物态，皆是他们“理学”思想的一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