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抗战期间，傅抱石画屈原以明爱国之志中国美术|苏武|郭沫若|屈原

端午节纪念屈原的说法最早见于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此后数千年，人们都会在五月初五这天纪念屈原。
【 爱国|抗战期间，傅抱石画屈原以明爱国之志】二十世纪中国画坛著名的艺术家傅抱石（1904-1965），就对屈原极为敬佩，常在画作中展现屈原的爱国精神。1942年到1953年，他先后画过至少七幅《屈子行吟图》，都是画屈原行吟于江滨，准备投江以死明志的情景。1942年，郭沫若曾为傅抱石的《屈子行吟图》题跋长诗，堪称珠联璧合。

文章插图
傅抱石
傅抱石早年留学日本，学习东方美术史，工艺美术、雕塑等艺术，毕业于东京帝国美术学校。回国后任教于中央大学艺术系。他擅长山水、人物，在传统基础上融合中西画法，并师法自然，崇尚革新。其国画中的人物形象多选自历史人物或古典文学名著，注重人物内在气质的刻画，用笔洗练，力求神似。形成了老辣中见潇洒、飘逸中寓深沉的艺术风格。
因对屈原人格魅力的崇敬，傅抱石在中学时代就喜欢背诵屈原的诗词，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临摹过老师横山大观的《屈原》。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傅抱石携全家返江西新余故里。同年11月，傅抱石根据日本人山本悌二郎、纪成虎一的《宋元明清书画名贤详传》，有意识地罗列明亡后身为遗民而不与清廷合作者46人，编译成《明末民族艺人传》，成为激发国人抗战热情的利器。
1938年4月，傅抱石应国民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之邀，来到武汉参加第三厅的工作，开始投身于抗战洪流之中。他跟随郭沫若左右，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往来于株洲、衡阳、东安、桂林等地，经历了武汉保卫战、长沙大火、桂林大轰炸等战役，坚定了抗战的信念。
1939年4月，傅抱石携全家来到重庆，住在沙坪坝金刚坡。傅抱石在“傅抱石壬午重庆画展”自序中，曾对金刚坡如是描述：“我住在成渝古道旁，金刚坡麓的一个极小的旧院子里……不得已，只有当吃完早饭之后，把仅有的一张方木桌，抬靠大门放着，利用门外来的光作画，画后，又抬回原处吃饭，或作别的用。这样，我必须天天收拾残局两次，拾废纸、洗笔砚、扫地抹桌子都得一一办到。”傅抱石在此生活近八年时光。尽管环境局促，但傅抱石有了一个全力画画的机会，他常在画上题署“金刚坡下山斋”。他以金刚坡的山水与风雨为灵感，创造了独特的技法：“抱石皴”，创立了自己的画风，迎来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
在重庆期间，傅抱石又开始了美术史论的研究，以期通过学术研究来论证“中国美术的精神，日本是不足为敌的”，从文化艺术的角度鼓舞了抗战时期国人的信心。1939年，傅抱石看到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发表了横山大观的一篇题为“日本美术的精神”的文章，他对其中有“圣战”的言论十分不满，撰写了《从中国美术的精神上来看抗战的必胜》，鲜明地提出“中国美术是‘日本美术的母亲’”，并指出中国美术有三种伟大的精神，“这三种特性，扩展到全民的民族抗战上，便是胜利的因素。”同年10月，傅抱石参稽《文山先生全集》等书，编撰完成《文天祥年述》，宣传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悲壮的忠烈气节。后来，傅抱石还专门创作了《文天祥像》，上有沈尹默先生所书《正气歌》，颂扬民族精神，鼓舞抗日军民的士气。
1942年4月，郭沫若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屈原》在重庆公演。该剧通过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鞭挞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合作抗战的行径，唤起国民的战斗情绪，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机，所以该剧公演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热血青年、爱国之士无不受到鼓舞和激励。
时年38岁的傅抱石看完此剧后，心潮澎湃：祖国大好河山被强盗肆意践踏，同胞家破人亡，全国军民共赴国难，而国民党顽固派还在与中共的抗日部队搞摩擦，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深深地触动了傅抱石，他心潮澎湃，挥毫创作了大幅国画《屈原》。他四易其稿，终于在同年7月完成大作。图中的屈原形象正如《渔父》中五句诗文所描绘的：“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文章插图
傅抱石的《屈子行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