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姆·托宾是个掌握了熟稔写作技巧的作家,他曾来到中国讲授写作技艺,是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教授,小说曾获得都柏林国际奖;但同时,托宾也是个在写作上极为“单调”的人,他曾经游历非洲与南美,撰写游记与不同视角的文学批评,出版了多部长篇与短篇小说,然而他每部作品的风格都如此相似,在那些文字中,我们随处可见熟悉的托宾式或者说爱尔兰式的主题——乡愁,家庭,母子,父辈,移民,困境……这些构成了传统爱尔兰小说主题的旋律,在托宾小说的节奏中更是反复出现。
这些作品在世界各地得到了读者的共鸣,即使抛却小说背后的爱尔兰历史背景,我们依然能感受到故事中人物的沮丧与失落。但对托宾,以及更多的爱尔兰作家来说,这种主题的背后潜藏着一种爱尔兰文化的必然表达,它关系到爱尔兰人在现代的处境,在上世纪的选择,以及种种生活在今天所留下的那道漂泊不定的、漫长的阴影。
上周,托宾刚从美国洛杉矶返回爱尔兰。他在都柏林的家中接受了《新京报》文化客厅栏目的采访。与年轻时的照片相比,现在的托宾脸上多了几分慈祥。在采访开始时,托宾面对大量的文学问题,不得不严肃回答,然而当闲聊到他与猫的故事时,托宾展现出了自己真实而诙谐的性格,很难想象,那些忧伤而令人绝望的故事,出自一个在生活中如此享受乐趣的作家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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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6月3日专题《科尔姆·托宾:风吟爱尔兰》。
采写丨宫子
翻译 | 彭时英
在爱尔兰的短暂驻留
新京报:你应该是刚从洛杉矶回到爱尔兰,这次准备在都柏林待多久?
托宾:我在爱尔兰可能最多也就再待一个月,之后我会去意大利,然后去美国。整个疫情期间,我都是在洛杉矶度过的,期间一直都是写作、吃、睡,过得非常安静。我之后过不了多久就会离开都柏林了。
新京报:你现在是在都柏林的家中?看到你房间背后有一幅油画,那是你自己的作品吗?
托宾:这个作品其实是一位澳大利亚原住民艺术家的作品,她的名字叫“Emily Kngwarreye”(英文音),她现在有80多岁了,是一名年长的女性。说到她,其实她以前做过很多人体绘画,还有其他形式的艺术探索。说到她还有一个故事:有一天她突然跑到别人家去敲后门,为什么?是因为她想用画布来作画,她听说那户人家的女主人是一个美术老师,希望到那个人家去讨画布来画油画。她是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她的作品主题很多是关于澳大利亚中部这片比较干旱的土地的风物风貌以及当地的太阳,还有空气中的干旱和热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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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y Kngwarreye艺术作品。
新京报:那你长期在外会有乡愁的感觉吗?
托宾:其实对于我来说,思乡情绪最浓的时候通常是早上。比方说我会想念早上在爱尔兰的广播里面所传出来的声音。这种思乡情绪可能是一种不同的空气,或者是一种氛围。在小说《布鲁克林》里面,女主人公来到美国,每一天对她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因为当她跟人说话的时候,她的口音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的。每一个瞬间对她来说都是一种挣扎和挑战。可能对她来说,那里的一切都是不一样的。
新京报:这种时候还有什么能特别勾起你的思乡情绪的,比如说,气味?
托宾:说到勾起回忆,当然气味是可以引起回忆的,但是这个不止于气味。其实声音还有其他非常多的东西都可以让人涌起一阵阵回忆。小说当中包含诸多的细节。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当他到一个新的地方,在适应过程中,每天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挣扎和挑战,任何的东西,包括气味,甚至是一首旋律等等很多很细小的东西,可能都会让他在几秒钟陷入思乡的情绪,之后再次回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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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林》剧照。
新京报:在美国会有“局外人”的感受吗?我记得小说《布鲁克林》发表的时候,有一两个极端读者对你进行了抨击,认为一个爱尔兰人没资格对美国的移民政策指手画脚。
托宾:其实你刚刚说到的这种局外人的感觉是我并没有感觉到的,我在美国还挺受欢迎的。作为一个作者来说,无论你写什么,总会有不同意见,比如你写自己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经历,可能会有人说你为什么老是写你自己,如果你写关于你家庭或者是一些其他个人的东西,总会有不同的看法。说到移民问题,在过去170多年中,移民影响了每一代的爱尔兰家庭,所以我写的是爱尔兰的故事,不是美国的故事。而且我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移民到美国的爱尔兰女性,这样的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是两国共有的。你刚刚提到的抨击是少之又少的,即使有的话,我觉得也没有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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