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故你我|不仅影响佛教，而且影响清代的“僧官”制度，明代的“僧官”制度( 五 ) 明代僧官制度

清前期对国师等封号的除授慎重程度，可见一斑，这与明成化、正德时期滥封滥授国师、禅师等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可见，在沿用明制时，清统治者亦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规整变通，有选择地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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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僧官制度综合评价
以往诸多学者对明代僧官制度批评甚多。究其原因，多与明代建立的空前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制度密切相关。僧官制度作为专制集权强化的一环，自然成为这种体制的一个缩影。许多学者对其评价多从与前代比较及对佛教影响方面，认为其弊端更甚。
【十里故你我|不仅影响佛教，而且影响清代的“僧官”制度，明代的“僧官”制度】对其评价，亦应如明代世俗官制评价一样，应结合具体历史背景，从正反两方面，以及佛教发展、世俗统治等多角度进行认识。
制度化的设计，体现统治者意志与历史现实。但其真正有效贯彻执行，则涉及到诸多方面。朱元瑋创立僧官制度的初衷，是对佛教僧侶及相关事宜进行有效的管理掌控，使之成为服务新政权的工具，另一方面则是整肃当时混杂的佛教状况，利用僧官制度解决诸多佛教自身问题或弊端，使之走上既符合统治者意志、又在经改造后走上其认为的相对稳定良性发展的轨道。
就洪武僧官制度看，若说其微不足道，或完全成为附庸，则又显失当。僧官虽受制世俗官司，但从其职权看，仍有一定的自主权，如对寺院住持人选的初选权，统计辖区内寺院、僧侶具体信息、对辖区内僧人进行管束，僧人违背戒律进行惩治等，虽然最终决策权不在自己手中，但通过这样一些工作，却为上级管理者提供了重要信息，成为他们做出决策的依据。
当然，他们出发点和目的并不相同，朱元璋更侧重如何更有效地控制和利用佛教，使之更好地为世俗政权服务。湛然则更侧重如何使佛教改变宗风不振、人才匮乏、日益严重的世俗化局面，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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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代僧官制度史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明代僧官制度基于元末混杂的佛教现实管理状况而设，其机构建制，初效元代宣政院，但其职权已远不及宣政院，权力分配则体现的是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的强化和朱元璋的统治特色，后来的各级僧司衙门则是专制集权强化的更显著体现，对佛教控制更为严格。明代僧官制度，扎根于长期以来历代僧官制度土壤中，吸取唐宋金元制度，加入自身改造创新而成，既体现了历史延续性，又体现了时代特色性。
明代僧官制度基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佛教的思想认识而建，是朱元璋将佛教按自己意志进行加工并付诸实施的产物。在建立初期，一定程度上规整元末以来杂乱的佛教管理状况和乱象，使佛教走上相对稳定的发展渠道，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佛教“乱”到“治”的改观。但其设置的根本目的，是世俗统治者操纵、利用佛教为其统治服务，所以，从建立之初，就依附于世俗专制体制，成为世俗权力利用的工具，为推行其对佛教的控制利用服务，成为导致佛教整体堕落、更加世俗化的重要因素。
二、明代僧官制度从初期的善世院制度过渡至各级僧司制度，其建制也日趋完备，职权划分分明，依附行政体制，从中央到地方府州县，建立各级僧司衙门，实现了对全国僧人和佛教事务的掌握，僧司衙门很大程度依附世俗官僚体制，重要职权如僧官、住持最终任命权、僧官推举权等，皆被世俗官员掌握，僧司在其中主要行使人选考核、住持人选推举、用戒律约束僧尼、统计僧、寺信息等权，很大程度失去了对佛教整体发展自主规划、实施的权力。明代僧官制度在吸取前代模式基础上，建制更加完备成熟，更有利于统治者实现其控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