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故你我|不仅影响佛教，而且影响清代的“僧官”制度，明代的“僧官”制度( 四 ) 明代僧官制度

《清王朝佛教事务管理》认为， “明朝出现过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不设置专门的僧官机构，让世俗政权完全取代僧官制度来管理佛教事务的现象。 ”换句话说，洪武四年裁革善世院至洪武十五年设置各级僧司衙门，这段时间内无专门僧官机构。这是基于善世院裁革于洪武四年这一误解而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善世院裁革于洪武十四年十二月甲戌，至洪武十五年四月辛巳，朱元瑋下诏建立各级僧司衙门，前后只有四个多月时间，可见，明代僧官制度并未长时间间断，而是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延续性。清初对明代僧官制度运作模式的继承
清朝初期的僧官制度，不但继承了明朝洪武十五年规定的各级僧司衙门的机构、官员设置，而且运作方式也大致相同。如地方僧官选举，顺治四年规定：“各府、州、县僧、道等官，令各布政司遴选，保举报部，转咨吏部授职。 ”这与明朝选举地方僧官的流程基本一致。清对明制的继承发展还体现在藏传佛教僧官制度方面
明代统治者通过赐藏传佛教地区僧团领袖或僧团人士封号，设置僧司机构，设官管理，利用朝贡进行经济厚赐等途径，建立起与藏传佛教地区整体和平稳定的关系。清朝迁都北京后，开始逐步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在处理藏传佛教地区事务时，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明朝在这些地区原有的制度和政策。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二年四月，颁诏陕西等处，其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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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番都指挥宣慰、招讨等司万户、千户等官，旧例应于跳河西宁等处、各茶马司、通贸易者，准照旧贸易。原有官职者，许至京朝见授职，一切政治悉因其俗。
乌思藏番僧，应从陕西入贡者，该布政司察号，果赍有印信番本咨文，准照旧例入贡。
由此可见，清朝承认西番地区原有官职和朝贡之例。在清朝取代明朝定鼎中原之际，藏传佛教地区受明朝封号的僧团首领或僧团人士，以及明朝原设立的边疆地区僧司官员，纷纷向清政府缴纳原授的明朝印信符札，表示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服从，清政府对这些归顺者的详细信息进行登记，多数仍由理藩院换给新的印信符札，并让他们保有在明朝时获得的世袭、朝贡等权利。便是通过这种方式，清初的藏传佛教地区整体依然延续了明代建置的僧司衙门系统，除了僧官为清代统治者重新委任、接受其统治外，其他无大变化。朝贡与回赐，仍是一如明代，继续进行。如顺治十七年，陕西巡抚奏报：圆觉寺番僧只即丹子，缴明所给语命一道、敕书二十一道、肃谨戒行图书一方，恳请换给，并请进贡承袭。礼部提准：应授后只即丹子为护印番僧纲司僧官，给与敕书一道、钢印一颗，令铃束各寺番僧。其缴送敕书二十一道，倶应换给。至成化间所封弘济光教大国师，不便换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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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除了明成化年间所封的大国师称号，清政府对只即丹子换给印信符札、承袭官职的请示皆予允准，仍令其行使在辖区内的僧官主要职权。
综上所述，清朝初期僧官制度，比照明洪武十五年僧官制度而建，在机构、官员设置，运作流程，延续性，特殊机构设置，藏传佛教僧官制度等方面，如出一辙。可以说，清初僧官制度，就是明洪武十五年所建立的僧官制度的延续。但也非不加分辨地全盘吸收，如上例中，清政府拒绝只即丹子承袭明代所封的“弘济光教大国师”称号，直到只即丹子召集土兵参与平定吴藩叛乱有功，才封其为“弘济光教大国师” 。康熙四十九年覆准：国师名筹甚大，非有功绩不准升授。根州国师后丹子达节，伊师后只即丹子，初抵授为护印番僧纲司，后因攻贼有功，升封国师今后丹子达节年老辞职，其徒后失菜宁卜，并无功绩，不得仍袭国师，照伊祖初封例授为“护印番僧纲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