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故你我|不仅影响佛教，而且影响清代的“僧官”制度，明代的“僧官”制度明代僧官制度

明代僧官制度，为世俗统治者管理佛教事务而定，其对佛教的影响不言而喻。而继后的清王朝，在建立初期，也很大程度吸收采纳明代制度。因此，明代僧官制度影响最大的两点，一为对佛教的影响，二为对清代僧官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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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僧官制度对佛教的影响
明代僧官制度创于洪武时期，后世继之，专门行使职权者，洪武十五年之前为善世院及其官员，之后为各级僧司衙门及其官员。管理天下僧众，考核推举人才，统计僧人、寺院具体信息，用戒律约束僧众行为，为其主要职责。因此，僧官制度对佛教本身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才选拔、规则约束方面。而各级僧司衙门制度行之既久，对佛教整体影响尤大。
明朝后期，湛然圆澄禅师在《慨古录》中，有一段论述，准确道出明洪武十五年改制后，僧官制度对佛教的影响，其中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僧官制度及配套政策对佛教本身的消极影响，以及相应的治理方案：
一、僧司衙门、僧官任命过分受制于世俗权力，失去自主性，制度运作本身不可避免受世俗不良风气侵染。由此导致两方面后果：高僧不愿过度受制世俗权力，不欲同流合污，对官位消极避让，管理人才流失。
甘心沦为世俗附庸者通过纳银、请托等非法途径，得以进入管理部门，从人才选拔层面上就出现了问题。治理方案：将管理佛教机构设置为有相当自主管理权的机构，内不受制左右司，外不受制地方行政部门；通过考试选拔德才兼备的管理人才。其精神主旨便是恢复佛教自主性，尽量由佛教实行自我管理。
二、寺院住持人选失当，导致僧纪败坏，佛徒伪滥。世俗官方单纯予以禁止，而不注重住持人选的素质。治理方案：禁绝无名住持，归并私创庵院，集中管理，严整败坏僧纪乱象。
三、政府不开戒坛，不予给度的消极放任政策，导致僧人无法得以考核分等，僧团队伍良莠不分，加剧了伪滥。治理方案：严格考试度僧制度，相关部门各司其职。
四、无意义的游行习以成风，只是简单予以禁止，并无成效，此风愈演愈烈。治理方案：因时制宜，针对游行僧建立严格的执照、度牒审核登记制度，规范游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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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然禅师论述的这几个方面，皆是站在为佛教本身健康有序发展深谋远虑的立场，较准确地点明了明代僧官制度对佛教造成的不良影响。并与世俗官僚制度的管理人才相类比，指出，政府应根据实际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法度，而不应继续坚持原来无效政策或消极放任。
由此可见，明末佛教整体宗风不振、僧徒伪滥、世俗化严重等问题，与明朝僧官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管理佛教事务的僧司从初设，便过度依赖世俗官司，沿之不变，使佛教始终难以放幵手脚进行自我管理，而世俗权力的过分干预，无疑又给佛教管理掺杂了更多的世俗化成分，而因世俗权力的行使不当，导致了选任住持、考核僧人、禁止游行等方面，乱象丛生，无法遏抑，加剧了宗风萎靡和佛教整体的衰落。管理权旁落，世俗权力侵染，风气逐渐堕落。
僧官虽然很大程度依附世俗衙门，但其掌握一些职权，仍对佛教产生较大较深远的影响，一为推举、考察住持人选；二为考试僧尼；三为以僧律僧规检束僧众。之前所引资料中，如善世院、僧录司推举的住持人选，得以任用，对当时佛教僧团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如僧录司通过掌握的考试僧尼权，合格者奏报颁发度牒，不合格者斥退；又以清规戒律约束僧众，惩治违背戒律的僧人，这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元末以来成分宪杂伪滥的僧尼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