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机融合技术的哲学审思( 七 )

3.人-机-物的价值体系重塑。在数字化生成过程中，数据-信号-信息重构了人-机-物的混合智能体的本体论特征和结构；在“后人类主义时代” ，人的主体性遭到消解，那么，在价值论层面也必然引发深刻的变革，原有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体系需要重塑。在未来的脑机系统中，人类可实现对机器的控制或者通过与智能机器联合生成“超主体性”存在，智能化的机器也可实现对他人、他物(包括动物)的驱动与操控。原来的人、机、物关系逐渐演变成人-机-物关系，或作为整体的混合智能体[人-机-物]与自然状态下的人、机、物关系。作为整体的混合智能体[人-机-物]因具备了“拟主体性”“主体性”乃至“超主体性”在价值体系中自然就形成了“拟伦理性”甚至“超伦理性”——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拟伦理性”既包括人机交互过程中的有限自主智能体扮演的伦理角色，也包括人类主体通过脑机系统在机-物上的延展出来所执行的伦理功能；而“超伦理性”则是如增强型“赛博格”所具备的既有人类主体身份又融合机-物特质的超强混合智能体的伦理角色与功能。不论是“拟伦理性”还是“超伦理性” ，其处理原则就不再仅仅基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而要兼顾混合智能体、自然人类乃至有限自主的智能体的多重利益关系。譬如，混合智能体是否具有独立的自由意志？其产生的行为是否应视为独立自主的行为？该行为产生的后果是应该由其整体负责还是由混合智能体中的某些关联者承担以及区分、界定混合智能体中关联者的所应承担的具体责任？混合智能体与自然的人、机、物如何以及以何种原则相处？如果在混合智能体之间或者与自然的人、机、物之间产生矛盾冲突如何化解？有没有相应的调节和约束机制？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就会接踵而至。因此需要在脑机系统建构的关系网络中，透视不同主体、拟主体、超主体的伦理角色与关系，才能厘清各自的伦理责任与价值诉求[16] 。不难看出，因混合智能体具备了“拟伦理性”“超伦理性” ，原来以人类为中心的伦理价值体系在面临这些新问题时就不再适用；如何重塑一套兼顾[人-机-物]混合智能体、人类主体以及非人类力量的关系的价值体系是摆在未来人类面前的沉重课题。
与此同时，脑机融合技术带来的更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在于人类隐私的保护。它通过对由人类大脑发出的神经信号进行解码，剖析出其中的规律，便可推测、解读出人的思维活动与行为意图，那些只能在科幻电影中看到的“读脑”“读心”(reading mind)或“脑控”等场景便会变为现实。在未来的脑机系统中，混合智能体既可与其他关联者交互，也可操控其他关联者。脑机融合技术的掌控者可通过读取、编码包括人类在内的其他生物体的心智内容，甚至可以将其下载与传播，将每个关联者思维深处的隐秘空间向外界敞开，任意敞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这样被构建起来的混合智能网络中，每个关联个体的隐私均可被数字化地刻画出来。如若辅之以大数据可视化技术，便可将这一切以更加鲜活的图景呈现于他人面前，被操控者就变成了所谓的“透明人” ，如同赤身示众、一览无余的囚徒一般。如此，每位身处数字化时代的个体，在其主体性身份被数字化重建之后，不想为外人所知的隐私秘密也要陷于被窥视、被围观的窘境之中[1 ，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