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为何国内讨论灾难和恐惧的作品比较少？

国内文坛讨论灾难和恐惧的作品比较少，大多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当然也有融入西方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流派技法的，表现生活的细节不可谓不丰富，要想展现宏伟的历史事件也不可谓不大气磅礴，但就是对于灾难和恐惧探讨不深，甚至弄得讨论这些内容的作品比较浅薄，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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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难|为何国内讨论灾难和恐惧的作品比较少？】历史上的大灾大难不在少数，而是数不胜数，人们面对灾难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光辉与丑陋正是作家们要着力刻画的，也是创作不可多得的素材。但创作是创作，客观事实就是客观事实，有些作家既然写小说，就有可能对灾难进行虚构，甚至可以杜撰，要哗众取宠。还有的作家可能要表现灾难中人性的丑陋————在灾难中更多的表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丑陋，而不是什么人性的光辉。这和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大大不符，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要求作家表现正能量，弘扬正气，怎么能写人性的丑陋呢，而那些表现出人性丑陋的灾难不管是事实还是虚构的，都不应该被浓墨重笔书写，作家应该展现灾难中的正能量，哪怕没有正能量，也要虚构一些，以此体现教育引导的积极意义。但作品并不一定都具备教育意义，要是人们想在作品中获得教育，不妨直接去看教科书，不必看作品，以免被误导。文学作品有自己的创作规律，可以展现生活的广阔画卷，不能因为被强迫就不能展现，或者有意避讳什么，世界级的文学作品大多不会避讳灾难，也不会避讳对灾难中人性的刻画。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蝇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讲述了想象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群六岁至十二岁的儿童在撤退途中因飞机失事被困在一座荒岛上，后来由于恶的本性膨胀，开始自相残杀；法国作家阿贝尔·加缪的《鼠疫》以象征的手法描述了一场瘟疫，表达了存在主义哲学观，小说中的瘟疫在激发人性的恶与贪欲，同时复苏了善良、同情和良知；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写的《十日谈》描述了佛罗伦萨发生的一场可怕的瘟疫，试图传达“向死而生”的生活理念；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描述了灾难面前迸发出绚丽光彩的爱情，甚至“连霍乱本身也是一种爱情病”，透过爱情故事，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哥伦比亚历史图景。国内写灾难的有阎连科的《丁庄梦》，有刘震云的《1942》等，但为数不多，篇幅也不是很长，当然展现的深度和广度稍显不足。并不是他们不能展现，而是不被允许。真正的灾难是人们对人性的灾难习以为常，对人性的丑陋见怪不怪，并长期纵容和效仿。而这些，就是灾难文学所要着力刻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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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恐怖文学，古代的志怪、传奇类文学大多在营造恐怖氛围之后再试图用某种方式化解恐惧，而西方文学和艺术则更倾向于将恐怖的情感作为不可回避的自然人性，直接暴露在观众面前。古代灾难可以让人产生恐怖，既然灾难不被刻意描写，那么恐怖也就不可以被着力渲染了，要是非得表现，就得遵从因果报应的模式，以劝善为最终目的，或者最后要消解恐惧，而作品不能表现怪力乱神，即便表现也要说明是一场虚惊或者有人捣鬼，而不是什么真的鬼怪在闹事，不然人们就真的信奉鬼神了，这和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严重不符，必须进行限制和和改造。于是作品中的恐怖大多是一些浅陋的恐怖，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怖，也就是说，不是人性的一种自然表现，而是加入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其实已经大大失真。难道恐怖还需要辩证哲学吗？有人就是胆小，听到鬼怪故事就浑身起鸡皮疙瘩，难道非要给他做心理咨询吗？大可不必，恐怖是人之常情，人们遇到自己认为可怕的动植物会恐怖，遇到灾难会恐怖，遇到坏人行凶会恐怖，听到鬼怪故事也会恐怖，只是人性自然的表现而已，不非得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纠正这种恐怖。事实上，大多数恐怖都不可纠正，而是不了了之。那么，表现恐怖的文学大多停留在恐怖事件或者恐怖人物上面，而忽视了对人性的挖掘。尤其是在灾难面前，人们的恐怖大多不可缓解。很多经历灾难的人，在回忆起灾难的时候仍然心有余悸，甚至瑟瑟发抖。那些节衣缩食的老人，大多经历过灾难，知道粮食和衣服的重要性，而现在的年轻人几乎没有经历过灾难，也就不会厉行节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