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东方六国文字皆从西周春秋演变而来，小篆是秦国文字演化而成( 二 ) 说文解字|秦始皇|战国|春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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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文字的资料非常丰富。这一时期发现的实物资料有金文（战国金文多刻铭，内容多是“物勒工名”）、陶文、玺印文字（包括封泥）、货币文字、帛书和竹简，除此之外，《说文解字》、《三体石经》等书籍、残石也保留了一些战国时人用六国文字写的经书文字，即传统文字学上经常说的“古文”。我国古代发现的战国时代的简册文字比较多，其著名者像汉初发现的孔子壁中书（包括《尚书》《春秋左氏传》等）、西晋汲郡（今河南汲县）战国魏基发现的《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都是在历史上很有影响的重要文献。《说文解字》中的“古文”，即是孔子壁中书一类文字的记录，因此从实际上说它也是一种竹简文字，只不过由于它发现较早，经过反复传抄，字形上可能已有相当的错讹。和西周春秋文字比较，六国系文字有下列显著的特点：1、简体字盛行。简体字是一种有别于“正体”的形体简省的“俗体”字。由于文字使用越来越频繁，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文字就不得不向简省化的方向发展。六国文字的简省化，除了结构和笔画的减省，笔势亦较西周春秋文字趋向平直，这也是文字减省的一个步骤。六国文字也有一些较前繁化的现象。像原先较简易的平字写作坪，不过这不是当时文字趋向的主流。2、由于当时各国文字简省、变化的程度、风格不同，地域特点比较突出， “文字异形”的情况比较严重。所谓“文字异形”，是说六国文字不但跟秦系文字差别很大，六国之间彼此的文字面貌也有很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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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同一个文字，不同的国家，所用的偏旁也往往有很大差异。例如“庖厨”的“厨”字，秦国作厨，从“厂” 声；楚国作“脰”，从“肉” 、“豆”声；三晋作（厂朱），从“肉”或“厂”，“朱”声。“门户”的“门”字，齐国假“闻”为之，燕国、中山假“闵”代之。这些情况，都反映出战国时期地域性文字差别的情况。六国文字的大力简省形体和地域差别造成的“文字异形”，使战国文字的面貌和西周春秋文字差别很大，呈现出一派纷乱复杂的局面。这种纷乱局面的形成，跟“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有关，也跟文字越来越追求实用性、简易性有关。战国文字使用的范围极广，很多文字出于下层人民之手（像战国金文多为工匠所刻，陶文亦多为手工工匠刻制的印记），草率省简以为常，不大讲究刻意求精，由是，“俗体”文字就得到了大力的发展，“正体”文字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平常觉得六国文字非常难认，就是因为它和“正体”文字差距太大的缘故。当然，我们说“文字异形”，并不是说战国时期每一个文字各国都有差别，也不是说各个国家的文字没有互相影响的一面，而是说这一个时期文字因地而异的情况十分严重。实际上，秦始呈统一文字，只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废除异体字，并不是废除六国文字。因此，六国文字虽然与西周春秋文字几有面目全非之感，但从总体的情况上看，它仍是汉字曲折发展的时期，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秦国文字秦系文字指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和秦代的小篆。这个体系的文字资料，实物资料主要有石刻文字（像《石鼓文》、《诅楚文》，秦峰山、泰山、琅琊刻石等）、金文（主要是兵器、权量、虎符等器物上的刻铭）、玺印、封泥、陶文（陶器和砖、瓦等器物上印制或刻制的文字）、漆器文字（烙印或刻划在漆器上的文字）、竹简（近些年秦简发现很多，像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等）、帛书（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大批帛书，其中至少有,部分是秦的抄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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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文献资料，则主要有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收集了九千多个小篆字，是目前所见最系统的秦系文字资料，尽管其中的形体已有一些讹误和篡改。秦系文字，从春秋到战国，基本上都沿袭了西周后期文字的作风。其变化的特点，主要是表现在字形规整均匀的程度不断提高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和西周晚期的文字比较，其匀称规整的变化是比较清楚的。有时为了追求字形的规整匀称，原来平直的笔画可以变得弯曲，原来弯曲的笔画变得平直。这样变化的结果，文字变得相当圆转、均齐而象形程度较低。这种圆转、均齐的文字书体，过去文字学史上称为“篆书”。《说文》：“篆，引书也”。“引”就是引申、拖长。当时文字用毛笔书写，为了把文字写得圆转、匀称，笔画要一笔一笔引长拉写，以求其形体完鉴，故名曰“篆”。 “篆”汉以后有大、小篆之分。“大篆”指春秋战国间的秦国文字，如石鼓文、《秦公钟》之类；“小篆”指秦统一中国后用以统一文字的标准篆体。小篆和大篆比较，一、文字的线条更趋于平直、结构布局更显得匀称有致：二、一部分字形又进行了明显的简化，原来大篆的文字有的部分被简省，有的用笔画少的偏旁代替了复杂的偏旁。不难看出，从“大篆”到“小篆”，这是汉字适应社会需要进一步简省化的结果。秦始皇以“小篆”统一六国文字，亦正是符合了文字发展的总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