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竹筠|红梅盛绽红岩魂一片丹心向阳开( 二 ) 烈火中永生|红梅赞|江姐

1958年7月，中青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偶然得知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正合写一部长篇作品《禁锢的世界》，非常重视，将它列入中青社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作品的规划中。那年秋天，中青社社长兼总编朱语今和编辑王维玲来到重庆与罗广斌等人会面，鼓励他们的小说创作，并请重庆方面给予支持和协助。他们特地为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位作者向重庆市委请创作假，让他们能集中精力写作。
从现在能够找到的众多资料来看，罗广斌等人创作小说《红岩》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从他们自己写到上级部门组织人指导、帮助他们写，从情节内容的设计到具体人物的塑造，个人的写作行为变成一种思想文化建设和开展传统教育、革命文化教育、共产主义教育的国家行为。
这本书稿在全国许多知名的文学家、川东地下党老同志的关心支持下最终定稿。
1961年，重庆上清寺中山四路，重庆市委常委会议室，市委常委们正在就一本即将要出版的图书名称进行讨论。之所以这样重视一本图书的书名，是因为图书内容已经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这本书的创作出版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茅盾、巴金等知名作家对书的创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书名在反复讨论设计、数次都不满意的情况下，提交到市委来讨论。当时的市委书记任白戈认为，这本书不仅讲述了狱中斗争，而且是我们党在国统区的工作的缩影，看了这本书就会想到重庆，牺牲的革命烈士是在当年南方局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定要注意这段历史的连续性，因此书名可以考虑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的地名“红岩”，这在重庆乃至全国都是有影响的。
最后，市委常委会决定用“红岩”作为书名。任白戈说：“今后人们看了这本书就会想到重庆，提起重庆就会说到红岩。”
长篇小说《红岩》在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后好评如潮。出版后不到两年时间，就多次重印，累计达400万册。用该书初版本责任编辑张羽的话说，“小说一出，洛阳纸贵。北京所有的宣传机构几乎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纷纷著文介绍，形成开国以来少有的对一部小说进行宣传的热潮。”这部长篇被评论者称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一本教育青年怎样生活、斗争和对待敌人的教科书”。不少报纸采用开辟专版、专栏的“重点报道”的形式，“青松”“红岩”的图案也成为1962年报纸副刊上一再出现的符号。对于报纸副刊来说，这一年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红岩年”。高频度出现的评介文章和刷新纪录的出版发行量，掀起了一股“红岩热”。伴随着“红岩热”，甚至一些地标、企业也以“红岩”冠名，如红岩汽车、红岩墨水、红岩街道、红岩影院等。
从根本上讲，“红岩热”的产生源自那个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与小说《红岩》的深刻契合。正如评论家阎纲所说，“《红岩》一经出版，就博得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日益增长着的审美要求的读者的普遍喜爱，绝不是偶然的。这说明了《红岩》作为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已经突破了一般作品所难于突破的一关，而且是首要的一关——能够和广大读者进行思想感情上的交流。”小说《红岩》出现一书难求的境况。各大城市新华书店门前，人们排着长队争买《红岩》，成为那个时代的一大文化景观。甚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出现热议《红岩》的现象。有读者说道：“我不只一次地在大街上，在公园里或在无轨电车上，听到许多青年朋友们在谈论着《红岩》，他们时而谈到威武不屈的许云峰，时而谈到坚韧倔强的江姐，时而谈到勇敢沉着的成岗，也时而谈到为了党的事业勇于承受巨大精神痛苦而长期装疯的华子良……是的，《红岩》是生活的教科书，是共产主义的教科书，它以它特有的艺术力量，感召着人们，鼓舞着人们，人们所以那样熟悉书中的每一个细节，熟悉英雄们的每一段言行，而且谈起来又是那样的有兴趣，有感情，不正是说明了这些英雄人物在他们心上，已经生根开花了吗！”
上世纪60年代，“红岩热”的高潮是小说《红岩》被中宣部、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推荐为爱国主义教科书，其中的一些片段由此被选入教材，使得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在学校教育中受到《红岩》影响，《红岩》中的人物故事也因此在中国家喻户晓。
2、“你们的剧情催人泪下，主题歌《红梅赞》唱得人心潮澎湃”

江竹筠|红梅盛绽红岩魂 一片丹心向阳开(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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