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陈彦：我们都有责任为喜剧的沦陷买单( 二 ) 路遥|贾平凹|陈忠实

读品：就个人的创作体验而言，悲剧、正剧、喜剧，你觉得哪个最难写？
陈彦：要想写好，都不容易。悲剧、喜剧都是最高级的艺术。我们很多喜剧，有人形容它，用了一个词“搞笑”，这个“搞”字，用得很好，就是非常表面地闹腾的意思。我们现在呼唤高级的喜剧，需要喜剧艺术家具有很高的素养，具有很高的对社会生活的思考能力、概括能力、洞穿能力，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功力。
你看莎士比亚戏剧，还有中国古代的四大悲剧，里面都有非常生动精彩的丑角，没有这些丑角的存在，那个悲剧是悲得不够有味的。小丑既调色，也富于戏剧的张力，《窦娥冤》里就有五六个小丑，一出悲剧里边，几乎多数都是小丑，最后共同构成了这么一个巨大的悲剧，我觉得写得很高级。在更高的意义上，悲剧和喜剧就是这么一种相互交融互相映衬彼此成就的关系——有时候，一出悲剧中的重要环节、人性命运倒错的地方，都是通过丑角的舞台行动推动着剧情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绝妙的处理手法。现在有些创作不太注重处理这之间的关系，有的喜剧一味地搞笑，而正剧则不知幽默为何物，说得唾沫四溅，味同嚼蜡。“戏者”，“戏”也，“戏”这个字中包涵了非常丰富的内涵。
文艺作品失掉了“文以载道”就失去了“正型”
读品：现在的读者和观众都不喜欢说教。《喜剧》始终贯穿着你对戏剧艺术的一个思考，那就是，今天的戏剧还要不要承担“高台教化”的功能，对于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陈彦：中国的文化传统始终强调“文以载道”，对于戏剧就是“高台教化”。其实西方文化中也存在着这样的传统，不过叫法不同而已。从古希腊的悲喜剧，到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再到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他们的作品哪个不是在寻找人间正道，那是不是“文以载道”？
我认为，文艺作品失掉了“文以载道”就失去了“正型”，我们常说一个人没有“正型儿”，指的就是这种状态。当然，作家刻意地去“文以载道”“高台教化”，那作品一定是不忍卒读的，结果只会适得其反。纵观古今中外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到底在说些什么？为什么民间最终选择了那些具有“文以载道”和“高台教化”功能的东西，并且至今久唱不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这些经典包含着的一些人之为人应该遵守的常理、常道的持久感召力和影响力，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我觉得文学艺术中还是有着“人间正道”的，当我们不承认“文以载道”和“高台教化”这些“老典章”，或者一味还要规避的时候，我们的写作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读品：戏剧曾是最广泛的大众传播媒介，相比文学，戏剧介入现实、介入生
活的能力更强。据你观察，今天戏剧创作现状如何？今天的戏剧是否正越来越成为一种“阳春白雪”的东西？
陈彦：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分众化的时代，没有哪一门艺术是独霸天下的，每一门艺术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受众群。总体来说，这些年戏剧创作的状况还是比较好的，涌现了很多优秀的舞台戏剧作品，对现实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但这里边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创作者对于现实还需要有更加深入透彻的理解，表面化、概念化地讲述生活的应景性的作品还是太多。
读品：创作者应该如何深入理解时代和生活？你又如何看待创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
陈彦：创作首先依赖于生活。创作者需要深入认识和了解当下生活，认识你所要书写的生活。另外，在我看来，写现实题材，要很好地研究历史传统题材；写历史题材，要很好地研究优秀的现实题材，这里面存在一种对应和互补的关系。陕西“长安画派”的奠基人赵望云关于绘画创作曾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说法，我觉得无论对小说或戏剧的创作者，都很有启发。
阅读经典就是学习如何洞穿生活
读品：你是陕西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也都是从陕西走出的作家。能否说说你和他们的交往？
陈彦：我调到西安几年之后，路遥就去世了。当时路遥是作协副主席，经常能够在创作会议上看到他。虽然交往不多，但是他的作品我都读过，他是真正的前辈。
我和陈忠实老师的交往多一些，这一期的《当代》还刊登了我的一篇纪念文章。陈老师去世的时候，因工作原因，我是治丧小组的组长。我在剧院做编剧的时候写的几部作品，他看了以后也都写了评论文章。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陈老师对我的影响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