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自诞生之日起,主要意义就在日用。它的存在既没有书画那般具有精神性,也没有那些雕塑造像具有宗教性,它不过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伴左右的生活器具。然而或许正是因为这平凡的意义,所以瓷器带给人们的,更多的是那个时代纯粹的人间“烟火气”。本文向读者介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香具,包括各类典型制式的博山炉、球笼式熏炉、三足式熏炉。中国用香历史可上溯至神农伏羲,据晋代《封禅记》记载:“黄帝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皆列珪玉于兰蒲席上,燃沉榆之香,舂杂宝为屑,以沉榆之胶,和之为泥以涂地,分别尊卑华戎之位也。”又有古人直接燃烧香木,用于祭祀礼仪中,作为沟通天地神灵的纽带。晋代《尔雅注疏》(卷五·释乐第七):“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积柴以实牲体玉帛而燔之,使烟气之臭上达于天,因名祭天,曰燔柴也”。至汉代用香的范围扩大,用香成为上层阶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据清代《汉官仪》:“给尚书史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从直女侍史执香炉烧燻,从入台护衣,奏事明光殿。”魏晋南北朝是香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用香涉及祭祀、宗教仪式、医疗、居室、建筑、除秽等多个方面。而且得益于丝绸之路间的贸易发达,从中亚及南海地区流入了大量的进口香材,香料种类愈发丰富,更基于当时开放与多元的思想文化,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香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玄学兴起、道教盛行,道教的修行中对于熏香仪式也格外注重,南朝道教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陆静修在其著作《洞穴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礼》中提到:“侍香,其职也,当料理炉器,恒令火然(燃)灰净。六时行道,三时讲诵,皆预备办,不得临时有缺”。行香也是佛教常见仪式之一,且香供养位列佛教“香、花、灯、涂(涂香)”四供养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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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釉礼器一套五件用香的流行自然促进了古人对香器的制作与改良,而熏炉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香具。炉的名称,始见于《周礼·冢宰》之属“宫人”:凡寝中共炉炭,则炉乃三代之制。在周礼中已出现作为焚烧器具的炉,用于取暖。至于炉在何时用于熏香?宋代赵希鹤在《洞天清禄集古钟鼎彝器辨》中考证道:“古以萧艾达神明而不焚香,故无香炉。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器为之。爵炉则古之爵,狻貌炉则古踏足豆,香球则古之鬵,其等不一,或有新铸而象古为之者。惟博山炉乃汉太子宫所用者,香炉之制始于此。”当中描写了汉代已用炉熏香,并有豆式炉、博山炉等制式。至魏晋时期熏炉数量剧增,除少量金属熏炉外,陶瓷熏炉数量颇丰。典型的制式有博山炉、球笼式熏炉与三足式熏炉,其中不同形制的熏炉所适用的场合也多有不同,比如常用于熏衣的提篮式熏炉,多用于宗教仪式和祭祀活动的博山炉与三足炉,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球笼形熏炉。1、三国至西晋越窑青瓷双耳熏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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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至西晋越窑青瓷双耳熏炉此器唇口,丰肩,弧腹,平底,造型圆润饱满,肩竖双耳,立挺拔之姿。胎体灰白坚致,外壁覆盖了一层均匀的淡青色釉,色若远山,古朴清丽。口颈处饰弦纹,炉壁与底部皆有镂孔,镂孔排列有秩,层次分明。整器造型、釉色、装饰环环相扣,浑然一体,尽显六朝青瓷之韵致。这类仿罐状熏炉形制,可从宁波市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藏的东汉镂孔熏炉观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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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镂孔熏炉 宁波市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藏此东汉熏炉敛口,弧腹,平底,外壁镂三排圆孔,孔直径较大,熏笼结构已初具雏形。至六朝早期,熏笼罐身重心向上,镂孔也更为精细,造型也更为优雅。此类制式在后来一部分发展为提梁式,两肩以把手相连,把手或作“一”字形,或作“T”字形,如南京博物院藏的一例西晋越窑提篮熏炉;而另一部分向带双耳熏炉发展,本例则属三国至西晋时期的双耳熏炉形制,脉络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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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越窑青瓷镂空提篮罐 南京博物院藏要探讨此器功用,可从器物本身出发。本例底部带孔与江西瑞昌马头墓出土的青瓷双耳熏炉接近,可作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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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青瓷篝(熏炉) 江西瑞昌马头墓出土江西瑞昌马头墓熏炉出土时带盖,内部盛放着杯或碗碟,此类器物可能是《色就篇》颜注所称的“篝”或者“笿”。在《说文》中书:“篝,笿也,可熏衣。”另,在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也出土了一例青瓷双耳熏炉,出土时置于墓前室祭台西侧,可能用于贵族的祭祀仪轨。综上所述,此类双耳熏炉一方面可用于熏衣焚香,也可盛放杯盏,装点贵族的清雅日常,另一方面用作礼仪祭祀,是一种多功能的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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