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唐孔目司帖》还原唐代西域百姓生活( 三 )


当历史文物所携带的信息碎片逐渐被拼接出一幅鲜活图景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考古、历史工作者当时的喜悦心情。
《唐孔目司帖》中有“建中伍年”四个字,确切的纪年为人们标定文物的历史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然而这四个字本身也是一个谜团。
建中是唐德宗的年号,但是这个年号仅仅用了四年,此后唐德宗改年号为兴元,实际上这个建中五年,即公元784年,在历史上是以兴元元年记载的。
对于文物中,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出土文物中出现的这种错乱,人们惯性地用地域偏远,信息不畅来解释。
王振芬说:“我们搞历史研究,对各种观点都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实际上,对于建中五年,已经有研究人员提出了与上述说法不太相同的观点。
据介绍,唐代的龟兹地区,直到今天也一直是棉花产区,种植棉花和纺织棉布是那里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唐孔目司帖》中用布纳税就反映了唐代龟兹地区百姓的生活面貌。
但是,《唐孔目司帖》发出的时间是农历七月十九,已经是七月流火的季节,公文却明确写着“配织春装布”,并且出现了两次,排除了误笔的可能,那么分析认为应该是另有隐情。
此外,唐德宗兴元元年,尽管中原地区仍然有藩镇割据的战乱没有平定,但是作为安西都护府这样的一级政府机构,时间过去了大半年,仍然不知道改元的事,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历史记载中并不多见。
因此研究人员结合相关史实提出,《唐孔目司帖》可能是预收建中五年的春装布,如此,公文实际发出的时间应该是建中四年农历七月十九。
采访人员 郭 平
史记
“大谷探险队”三次新疆盗宝
20世纪70年代,旅顺博物馆研究人员意外通过考古杂志的一篇报道,将研究视线集中到大谷这个人身上,并且查到了其作品《新西域记》,其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大谷在20世纪初到我国西北地区进行盗宝的经历。
大谷全名大谷光瑞,日本京都府人,曾任日本西本愿寺的第22代法主。这个大谷在1892年与京都贵族九条道孝的三女儿九条筹子订婚,而九条道孝的四女儿九条节子已于1889年许配给当时日本明治天皇的太子嘉仁,这位嘉仁后来成了日本大正天皇,大谷光瑞与大正天皇结为连襟,大谷家也因此成为日本的皇亲国戚。
1901年,大谷光瑞在欧洲考察时,接触了以探险为名掠夺中国文物的“探险家”们,如莱博、海蒂因、斯坦因等,参观了各国博物馆。看到各国探险队从中国掠夺的大批文物珍宝,十分眼红,于是便萌生了到中国盗宝的念头。
不久,大谷光瑞就组织了一支所谓的“探险队”。与当时的欧洲探险队仅集中在新疆地区不同,“大谷探险队”搜寻区域覆盖了我国的整个西北地区。
有关资料显示,“大谷探险队”在上世纪初先后三次进入我国西北地区盗宝。
文物|《唐孔目司帖》还原唐代西域百姓生活】第一次始自1902年,由大谷光瑞本人带领渡边哲信、堀贤雄等人,自伦敦出发。途中,大谷光瑞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急忙赶回国继任西本愿寺法主。留在新疆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先到了塔什库尔干、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拜城等地,探访了克孜尔千佛洞等7座石窟寺,获取了大量佛教文物。
第二次始于1908年6月,大谷光瑞派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二人从北京出发,穿越内蒙古进入准噶尔盆地,搜寻吐鲁番周围遗迹。然后,橘瑞超沿南道经若羌、和阗抵达喀什。两人会合后翻越喀喇昆仑山口进入印度河畔的列城,历时18个月。
第三次始于1910年8月,大谷光瑞先行带着橘瑞超游览了欧洲各国,从那里得到各种有关西域的情况和知识。10月,橘瑞超从伦敦出发,由俄国入境进入塔城,经乌鲁木齐、吐鲁番,再次进入楼兰遗址,然后又从且末北上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到库车,经喀什、和阗进入西藏北部,再取道且末、若羌抵达敦煌。这一次所谓探险历时近4年,直到1914年5月。
据介绍,“大谷探险队”的参与人员对考古学一窍不通,而且他们考察的范围过于广泛,以盗宝为目的。由于他们对所发掘的物品没有做很好的记录,其资料意义与价值也大大降低。
此外,“大谷探险队”经常雇用当地百姓乱挖乱掘,以破坏性的方式挖开古墓,对遗址古迹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他们从我国带走了几十万件珍贵文物,给我国西北地区文化遗存和古迹古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王振芬介绍说:“‘大谷探险队’取得的文物原本都运到了日本,1914年西本愿寺曝出了侵吞挪用慈善会财团及共保财金资金的丑闻,大谷辞去法主职务,这才改变了一部分被盗文物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