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唐孔目司帖》还原唐代西域百姓生活( 二 ) 黑翡翠|色调|强光|好与差|润祥

孔目司发出的这份公文中开头和结尾都用个“帖”字，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公文的书写格式。在此之前，我们在《木兰辞》中看到过“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的内容，但是那个“帖”什么样，没有具体描述，《唐孔目司帖》为人们展示了帖的原貌。
在《唐孔目司帖》上隐约可见有三个印迹，印纹模糊不清，有研究人员根据它的形状，在同期出土文物中进行比对，认为大印为“安西大都护府之印”，8个大字折成3行，形成一个白纹红字的方印。
张盈袖指给采访人员细看印章的加盖方法，即三个印纹梯次错开，覆盖了公文的所有文字行，这种用印方法与现代重要文书采用的防伪水纹作用非常相近。
一份完整的唐代税收公文和完税证明
为了帮助参观者深入了解这些珍贵的西域文物，旅顺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王振芬专程到辽宁省博物馆，举办了一次《旅顺博物馆所藏西域文物》的专题讲座。
在讲座中，她非常系统地介绍了人们百余年间不断研究的这些文物来源，入藏旅顺博物馆的经历和历史价值。
从《唐孔目司帖》所记录的内容来看，这是一份唐代安西都护府发出的征税文书，后面还附有一份征税完成的证明或者说是收据。
研究人员考证《唐孔目司帖》的时候，注意到这份唐代文书是由两张纸粘贴在一起的，在纳税织户的名字问题上，意见也因此产生了分歧。帖中前文写的是“白俱满尖鸡”，收条中写的是“白俱满地黎”，这是两个唐代龟兹地区当地人的名字，无论是从音译还是字意都无法证明二者是一个人。
于是，研究人员转而分析文物自身的流传过程。这件文物最初曾被掠到日本，此后被日本人按照日本传统书画装裱风格进行了装裱，人们现在看到的《唐孔目司帖》的书画立轴样式便是在那次装裱后保留下来的。根据装裱情况，有研究人员推测，这两个唐代龟兹百姓纳税的文件和收据是后来被日本人在装裱时撮合到一起的。
之所以这样推测，与日本的“大谷探险队”有很大关系。他们以挖宝为目的，主要成员是僧侣，并不是专业的考古人员。他们对挖掘经历和出土文物都没有专业的记录，后人研究有关文物难以找到准确的记述。
不过，翻看《唐孔目司帖》身世的研究报告，我们由衷地感谢国内那些默默的耕耘者。去年去世的武汉大学教授、中国中古史专家陈国灿曾在“大谷探险队”队员留下的日记中找到了重要线索。
“大谷探险队”队员渡边哲信在1903年的日记中写道：“四月二十二日（水），明屋：堀氏与人夫十一人，在南面山谷洞口西向的一个洞及另一洞发掘。得古文字及汉字纸片等。午后五时顷，发掘中洞天井崩坏，巨岩轰然落下。”
渡边哲信的日记对出土文书为几页纸记录得并不明确。但是陈国灿并没灰心，经过一番查找研究，他在堀贤雄1903年的日记中找到了更详细的记录：“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渡边氏从早晨起就在北口谷角的洞窟里，与土民数人挖掘出反包着矿石的故纸二枚，一为汉字，一为中亚文字，汉字文书记有‘建中五年云云’的文字可读。”
由此，陈国灿发现此帖是粘在一起出土的。所以大家推测：公文发给了白家户主白俱满尖鸡，但是第二天去执行的时候，可能他不在家，但是布已经收上来了，收条就写上了当时在家的应该是弟弟的白俱满地黎。
关于赋税的项目，即是“配织建中五年春装布一百尺”。当地人如果完成了这件配织税务，那么按照当时的规定，可以免除“陶拓、助屯及小小差科”。这里的“陶拓”指的是疏浚渠道的水利建设工作；“助屯”指的是协助屯夫耕作；“小小差科”则是指那些临时性的小差役。
《唐孔目司帖》中后面部分便是这份税收完成后的抄文。分析认为一百尺布在公文发出仅一天后就完成征收，大约是白姓织户家有存余布匹。
“建中五年”是没有使用过的纪年
《唐孔目司帖》中出现的“行官”，是唐代官职名称。在镇、州、府都有设置，是领取差使，外出办理的人员。
张盈袖提醒采访人员注意那些行官的名字，全是汉族人的名姓，她说：“这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安西都护府官员组成的重要信息，即在各级官吏中任用当地族人的同时，也任用了很多汉族人。”
《唐孔目司帖》出土于克尔孜千佛洞得到证明后，研究人员通过查证史料发现了那里确曾有一座莲花寺，古寺靠近水渠。在宋代留下来的《唐丘兹国莲华寺莲华精进传》中记载：“龟兹国，亦云丘兹，正曰屈支。时唐使车奉朝到彼土，城西门外有莲华寺……进寺近其滴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