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乔福锦：做人·做事·做学问——怀念胡文彬先生中国艺术

4月27日中午，青年学友顾斌打来电话，告知胡文彬先生已经病危。傍晚，建忠兄发来微信，情况得到进一步证实。尽管胡先生近年身体大不如前，听到这样的消息，依然十分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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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彬先生
年前腊月廿六日上午通话时，胡先生虽语气缓慢，中气十足则一如既往，没想到病得如此之快。5月1日上午与力元学妹通话，知先生还在昏迷中，因疫情关系，医院探视仍然受限。下午三点多，即收到淮生兄转来的先生离世的信！
胡先生为人为学，学界友人曾多次撰文评说，自己早想写一篇专题文章。此刻提笔，别有一种悲凉在心头。
胡文彬先生1939年10月生于辽宁省盖平，1966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1968年4月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后任《新华文摘》编辑，1987年3月调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工作单位屡经变化，主要学术方向则在红学领域。
红学界上一辈人数不少，像胡先生那样做人、做事、做学问三方面均可称道者并不多见。作为与胡先生交往多年的晚辈，我想就此三方面，谈些自己的印象与感想。
胡先生快人快语，无论学术讨论还是具体人事，很少见他隐瞒自己的看法，可谓有目共睹啊！这也是做人尤其是作为学者的最珍贵品质，为此他曾得罪过不少人。他的古道热肠，在学界有口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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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年龄、地位、专业、学派，凡是有求于他，他均会热情相助。得到过他扶植与提携的青年学人不知多少，单是为业余研究者书稿写的序跋文字，即十分可观。由于真诚与热情，无论专业学者还是红谜，多愿与他交流。
我与胡先生同为史学出身，共同话题更多。1999年春末北京访书，返程当日下午，去拜望胡先生，那时他还住在宣南。谈到天色很晚，离火车开动的时间已剩不多，胡先生非要留我到楼下酒店用餐。
餐间谈及将于秋天召开的金华第二届全国中青年会议主题，胡先生说，本年是己卯年，应该有关于“己卯本”的纪念性文章。这个提醒对我刚刚开始的系统性版本研究关系很大。正是为了应对此次会议之“主题”，我才在后来几个月的研究中，把“己卯”、“庚辰”等“重评本”作为研究重点。金华会上提出版本演变“三阶段”新说，这与胡先生的提示是分不开。
2001年初夏与胡先生相约南行，北返途中，先生不顾旅途疲劳，亲自陪我绕道南京浦口拜访靖藏本批语抄录者毛国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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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彬先生
2003年初夏，“非典”肆虐时期。料理完母亲的后事，我从太行老家回到市里，被“隔离”在校门外。迷惘中与外地师友电话联系，了解当地疫情。在与周汝昌先生府上通过电话之后，最先问候的前辈是胡文彬先生。
当胡先生得知我在不足三个月内送走两位老人的消息后，深切宽慰道：“现在第一是静下来，休养调理身体，学问以后再做。”秋天，胡先生在一次电话中又说：“休整一段时间之后，还应往前看；该整理文稿，准备出书了。”
简短的宽劝之语，给我生命历程中最感孤独的时期带来的精神之助，局外人是很难体会的。其时，因经了生离死别，我已有尽快“收摊”的想法，胡先生的鼓励无疑促进了几部红学书稿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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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彬先生
周汝昌先生晚年，多次受到非学术围攻。尽管胡文彬先生对于周先生基于传统的“新索隐”及“后四十回”评价并不十分认同，也有自己的为难之处，却不止一次冒着“风险”为周先生辨白，并对一些人的做法表示不满甚至斥责！
晚年周汝昌先生境遇背后的隐情，也是我常向胡先生讨教的问题。胡先生的率真与热情，性格使然，也与格局大有关。先生虽极富书卷气，但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到自命清高的文人气。这一点我最为欣赏，也曾多次“不知大小”地与胡先生当面讲过。
受多种因素影响，晚年的胡先生，似乎变得谨慎起来了。然率直的脾性，一直不曾改变。酒酣耳热之际道出的史实真相，不仅纠正了许多讹传与偏见，也为文献解读提供纸背的参考。
学术共同体之形成与维系，需要忍让与妥协，更离不开有担当且能做事的学人，胡文彬先生即是红学界能做事的人。还在“文革”中期《红楼梦》校注小组成立前后，胡文彬先生即开始做红学活动的组织、联络与协调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