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他的胸中有世界——一个编外学生对蔡鸿生先生的纪念

【大家】
作者：葛承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蔡鸿生先生的名气，不如他的学问那么大。在学术界，“蔡鸿生”这个名字，并非玉落大海、默默无闻，也算不上如雷贯耳、声震八方，但在我看来，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先生”。
何谓“大先生”？在汉语中，“先生”是一个尊称，“大先生”更是对人格、品德、学业上能为人表率者的尊称，只有社会的尊者、育人的能者、心怀家国学问的大者，方可称为“大先生”。蔡鸿生先生就是这样的“大先生”。他一生行事低调，远离平庸，他的求真思索可以使后学受益终生，他的求新成果经得起历史的长久推敲，多年以后依然可以在浩瀚书海里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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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小传
蔡鸿生（1933—2021），广东汕头人，历史学家。1953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学专业，1957年毕业留校任教。曾任该校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历史大观园》月刊主编。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重点探讨唐代粟特、突厥文化，俄罗斯馆与中俄关系，岭南佛门僧尼史事，广州与海洋文明，历史研究的学理和方法等领域。著有《俄罗斯馆纪事》《尼姑谭》《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等。
我不是蔡鸿生先生的亲炙弟子，顶多是个私淑弟子，但是我对他的敬仰不亚于入室弟子。“文革”前，蔡先生30岁出头，就在《历史研究》等杂志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论文。那时发表论文的机会很少，比今天难得多，他不仅发表了，而且其独到的见解受到学术界重视。20世纪80年代我读研究生时，曾仔细拜读过他的论文，知道他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从中古突厥到近代广州，从中西交通到海丝港口，融会贯通，由博返约，在见面之前，就已经对他非常敬重了。
1996年我去广州开会，在中山大学第一次拜见蔡先生，那时他63岁，满头鹤发，白眉低垂，精神矍铄，很像一尊参透了世间万象的神。那次，蔡先生亲自带我去了陈寅恪的故居，还讲了一些他自己读书时的情况。1953年秋，他20岁，跨进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门槛。1955年，以“元白诗证史”选修生的身份听陈寅恪先生讲课。授课是在陈寅恪家里，正式的选修生加上旁听的教师，一共只有几个人。陈先生讲学很有魅力，借历史、文学揭示古代社会与人性的冲突，由表到里启发学生理解历史，令人茅塞顿开。
如今，距离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过去20多年了，蔡先生也已经去世整整一年了，但我对当年的情形记忆犹新，不由感到，要在新的环境下重新体会老一辈“大先生”的风神气韵，回望他们作为真正的学术耕耘者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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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求识录》
没有毕业，只有毕生
蔡先生上大学时，受到过严格的思辨能力训练，陈寅恪等老先生传授的史学思维又给他的读书实践增添了许多养料。他多次和我聊起马克思、费尔巴哈等西方哲人的著述，也谈起陈寅恪、岑仲勉等人的学术贡献，这与他五六十年代的学习背景有关。那时的理论学习，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他奠定了站得高、看得远、走得长的学术基础，因此才能在日后纵横古今、联通中西。
他也要求我读一些西方历史哲学著作，尤其是那些历史哲学、宗教批判的经典。这些书对人类的思想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不仅是学术经典，而且是如今我们理解西方社会基本观念的重要基础。遗憾的是，这些书我读过就忘记了，只了解了皮毛，没能吸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
20世纪60年代，蔡先生还是一个青年教师时，就已经具有环视世界的眼光和胆识了。他游走在“西洋”与“西域”之间，发表了多篇引起学界关注的高质量论文，后来又以突厥和九姓胡的研究名满学界。他虽然成名很早，但始终执着于学术，淡泊名利，以一介书生的力量，播撒智慧，收获果实。
蔡先生非常重视学术传统的传承。他说：“一个学科需要几代人努力，陈寅恪、岑仲勉这样中山大学‘双星’的班现在谁来接？过去，很多人不知道丝绸之路是什么，现在人人皆知。但唐宋丝路与明清丝路不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丝绸的输出与历史上的丝绸贸易也是不一样的。地理大发现后，资本主义的贸易与以前的贸易大不一样，广州十三行也变成了丝绸之路贸易，走西口的也成了丝绸之路贸易。不懂这些，研究就走样了。这就是陈寅恪讲的‘要有通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