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他的胸中有世界——一个编外学生对蔡鸿生先生的纪念( 二 )


大先生|他的胸中有世界——一个编外学生对蔡鸿生先生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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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
2003年是法国汉学家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出版100周年。蔡先生对我说,《西突厥史料》是西突厥研究的奠基之作,即使百年之后,对于沙畹这样的国外杰出学者,我们也应该铭记。我遵照他的嘱咐撰写了《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炽俟弘福墓志释证》,以示学术研究历来是薪火传承,百年不辍。他看了很高兴。
他鼓励我克服困难,抓紧时间做一些前沿课题研究。他说,“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等到了老年就很难有创造力。确实,在国外学术界,一些知名学者一旦年龄大了,没有新鲜思路,不出版新成果,不参加学术活动,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但在中国学术界,尊师尊老是我们的传统,学术资格愈老愈得到尊重。可蔡先生不同,他受到人们的尊重,不仅因为他年高德劭,而且因为他一直在给学术界带来新的成果。进入古稀、耄耋之后,他仍然耕耘不辍,连续写出了一系列有分量的论文,叙述精彩,剖析精到,立论稳当,评论中肯,其记忆力与学识功底常常使我无比叹服。按林悟殊教授所说,蔡先生头脑越老越清楚、越老越睿智,他思考的学术问题从来都是前沿、尖端的。
“没有毕业,只有毕生”,“学问永远在路上,花未全开月未圆”,“学海无涯,学无止境,学问是一个望不到边际的认识领域,有起点而无终点”,这些都是蔡先生常说的话。
言之有物,言之有趣
当知识的积蓄至深至厚时,思想的光芒往往就会闪耀而出。进入蔡鸿生先生的学术世界,那里有学问,更有思想。他对时代的感受和认识,散落在他的著述之中,只有沉浸于他的学术之河,才能分拣出他思想的结晶。
大先生|他的胸中有世界——一个编外学生对蔡鸿生先生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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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事录》
每当我读他的书,都会感叹他知识面的宽阔,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涉及范围广,《俄罗斯馆纪事》(1994年)、《尼姑谭》(1996年)、《清初岭南佛门事略》(1997年)、《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1998年)、《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2018年),从古代到近代,从外事到宗教,从理论到考证,彼此呼应,求索阐释,均为扛鼎之作。他的著述,往往不仅“言之有物”,而且“言之有趣”,文字清晰,语言精练,气韵生动,有的如低回的慢板,有的如铿锵的快板,把学识的广博和哲理的睿智融为一体。
《学境》(2001年)是他学术思想的总结性汇集,他在书中直呼放眼世界做学问,堪称先贤留给后人的遗教,其中的《精神生产的历史经验》《陈寅恪史学的魅力》《学风、学位和学问》《为自己的学业进补》等文章都给我极大启迪。可惜,很多学子没有读过这本书,我极力督促我的博士生们认真阅读。
《读史求识录》(2010年)是他为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120周年汇编的文集,上辑选入了多篇他讲述治学心得的文章,下辑的文稿结合“学理与方法”的研究生课程,娓娓而谈,犹如一位人文学者的精神史,提示我们在学术选择、创新动因和释读求知的背后,洞悉时代演进的历史大势。最令我难忘的是,他沿着陈寅恪“读史求识、脱俗求真”的遗教践行不止。正如他说的,历史的洞察力,并非“饱学”的自然结果,读书人中,有知之士摩肩接踵,但有识之士只是凤毛麟角。
蔡鸿生先生强调以古为新,用新的学术眼光激活旧的文献史料。在《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广州海事录》这两部书中,他对经典文献的细读、精读,以及对最新研究成果的吸纳,都令我们佩服不已。
蔡先生说,做学问的宗旨,在于求真理,探究历史,需要有“辨真”的慧根。他多次教育我,要有很强的形象思维能力和过人的想象还原能力,要有走进当时环境的历史感,因为历史的空白只能用事理逻辑去弥补,透过虚实互补去寻找历史发展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他面对文献史料时,就有一种如历其境、如温旧梦、如对故人的感觉。
大先生|他的胸中有世界——一个编外学生对蔡鸿生先生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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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岭南佛门事略》
“粟特人在中国”的问题现在颇受中外学术界关注,一般学者往往糊里糊涂地把“粟特”混同于“九姓胡”,把“祆教”混同于“琐罗亚斯德教”,把“胡姓”混同于“胡人”,把“住户”混同于“聚落”。蔡先生非常认真地说,粟特史概念必须明确化。他早早就指出,粟特不等于九姓胡,祆教不等于琐罗亚斯德教,胡姓不等于胡人,住户不等于聚落。他对唐代九姓胡的研究,从城邦与聚落、胡律与礼俗、节庆与胡名、贡表与贡品等方面一一深入,紧紧抓住“朝贡”和“胡俗”两条线索,解决了前贤没有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嘉惠后学的一系列卓越见识。他把外来的狮子、波斯犬、名禽、汗血宝马以及胡名、胡神、胡食等等都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镜子来研究,取得了非凡的突破。比如对狮子的研究,他遍举中外文献,从朝贡、宗教、艺术、民俗等多个视角进行分析。从贡品史看,狮子作为西域的贡品被引进中国,因其只有观赏性而无实用性,不能像汗血宝马那样养殖和调习,常常遭受却贡、遣返或老死于虫蚁房中的冷遇,终于销声匿迹,对中国历史进程毫无影响;从民俗史看,经过华夏文化的陶冶,狮子形象大放异彩,变成“四灵”的同伴,既受民间喜爱,也可登大雅之堂。由此得出结论:“历代中国人所赞赏的,并非狮的形体,而是狮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