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他的胸中有世界——一个编外学生对蔡鸿生先生的纪念( 三 )

外来宗教史也是蔡鸿生先生有贡献的研究领域之一。他说，在从事唐代蕃胡研究的时候，往往情不自禁地去敲一敲宗教之门。在《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他否定了突厥木杆可汗父女事佛的客观可能性，指出突厥人由信仰萨满教转向信仰佛教的背后隐藏着明显的现世利益。
他首先提出了“三夷教”随着社会变迁而“三化”的概念，即景教方伎化、祆教民俗化、摩尼教异端化。他说“三夷教”一来就撞上华夷之分、胡汉之别的门槛，胡人入华各有独特的背景，景教有官方批准的背景，摩尼教借回纥之势有民族背景，祆教信众以“兴生胡”为基础有商业背景。这些提纲挈领的认识，为我们研究外来宗教传播奠定了基础。他强调辨析宗教传播过程中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佛教经过中亚地区就有了变异，摩尼教在福建华化就有了地方变异。这些全景式的思考无疑扩大了研究的视野。
学术眼界，世界眼光
蔡先生眼界很高，他要求我读书写作要化艰涩为灵动，对书中遇到的难题或世人不解、误解之处，要做到一经抉发阐释，使人豁然开朗。他还说，做学问要有定力，一定要抵制浅薄化、哄闹化、片面化、狭隘化。
身处广州，研究海洋文明无疑具有地利的优势，但蔡先生不跟风做什么热点题目，更不渲染华而不实的说法，而是从宏观结合微观的视角，研究从古代市舶时代到近代洋舶时代的广州海事。《广州海事录》从“舶”字、“鬼市”发凡，说明古代海舶的生活形态，由此延伸到市舶时代广府的新事物，既有广府波斯舶旧闻释证、岭南昆仑奴的遗事，又有广州宋代蕃坊人家和市舶宴的考证，一个字、一个词就勾连起一簇簇文化景观。
我到阳江考察“南海一号”沉船遗物，回程拜访蔡先生，他结合沉船上发现的遗物与遗迹，给我讲述历史现场的海舶生活，提示我观察唐宋船舶上的贸易实物和船民生活用具，避免“见路不见人”“见舶不见人”“见物不见人”，真正研究海事史的人事本质。
我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一直是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我的小同学张世民研究员发现陕西泾阳唐代杨良瑶神道碑，记载了唐朝与黑衣大食的官方交往，他邀请我写评论文章，我一直不敢多言。就是因为蔡先生讲的，海航生活中的舶人分工、海粮储备、淡水供应、疾病防治、祈禳仪式等与陆地定居大异其趣，不能将海洋学和人类学交融会通，很难做出发覆之论。然而，蔡先生双轨并进，他对近代俄罗斯馆与中俄关系早就有深入研究，在洋舶时代又有新的视点透视，清代广州的荷兰馆、瑞典商行、俄美公司等皆被纳入他的研究范围，不仅讲清了广州口岸与腹地商帮、海幢寺与清代“夷务”关系，还通过诗文解读细致剖析十三行商人的西洋观，通过外销画考释广州手工业。不夸张地说，他是世界知名的中外关系史学家，他的一系列有建树的研究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在国际学术界为中国学者争取学术地位和话语权，也是他毕生的追求。
如果说蔡先生是丝绸之路研究天空银河中一颗启明星，那么在海潮奔涌、百舸争流的海上丝绸之路浪声中，他仍是“牵星过海”研究中兴阶段的领航人。
蔡先生曾屡次告诉我，随着时代的变化，要多读西方与中国有关的书，他说：“西罗马一统天下没有东罗马复杂，东罗马位于地中海沿岸，涉及国家民族较多。夏登早就指出，要关注东罗马对中国的影响。虽然现在发现不少东罗马货币，但是对大秦（东罗马）的了解还是隔靴搔痒，大家先看的是印度，后来又看波斯，但是对拂菻（大秦）知道的并不多。随着文物出土和文献阅读的深入，应该对大秦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过去只讲希腊罗马神话，后来加上了《圣经》，但对东罗马的东西连基本常识都不了解，所以现在非常隔膜。欧洲学者，包括俄罗斯学者，很重视拜占庭，因为其与东正教有关。”“现在虽然到处讲丝绸之路，但史学界很少探讨新问题，大多是抄来抄去，写得毫无新意。”
2015年，我即将退休，蔡先生知道了很高兴，他说，你可以抛弃行政繁务，继续扩大学术视野。德国《华裔学志》主编顾孝永（彼奥特·阿达迈克）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博士，准备把他用俄文写的博士论文亚美尼亚景教研究送给我，我因为不懂俄文，随意放弃了这份赠送。蔡先生知道后，严肃地批评我，不懂俄文，可以请人翻译，并谆谆教导我：“你要注意亚美尼亚，亚美尼亚文明很古老，海上丝路申遗就是从澳门到亚美尼亚。亚美尼亚商人足迹遍及东西，但中世纪这段历史，学界过去谈得很少。张星烺的眼界是少见的，他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很丰富，注意到了亚美尼亚。现在回头看，这些老前辈的研究工作很不简单。如今，不少人却对过去奠基性的著作视而不见，故意不引用，装作是自己读原著发现的，有一种‘你看了文献我也可以看’的态度，打马虎眼。人文学科对资料的第一次引述解读很重要，证明作者的眼光不一样，我们对此要尊重。陈寅恪所引述的大多是旧资料，但是他有新解读。现在都是电脑检索，负面作用是没有学术规范。现在是有技术性规范，而没有学术性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