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上演。次年,这部作品被拍摄成电影,搬上了大银幕,成为经久不衰的二十世纪艺术经典。
《东方红》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倡议并领导创作、排演,凝结了3000多位文艺工作者的心血。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的作品,《东方红》创排从当年八月正式开始,也就是说,正式创排时间不到60天。如今,参与当年创作的老艺术家们都已八九十岁高龄,说起那段经历,依旧激情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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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作曲组部分作曲家合影(备注:图中作曲家名字“时乐蒙”应为“时乐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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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文艺精英齐聚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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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部分主创合影(1964年10月)
1964年七月末到八月初,周恩来总理正式批准了周扬关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报告,亲自选定了一个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周扬为组长,组员都是当时文艺界鼎鼎有名的大腕,如李一氓、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等。《东方红》筹备,拉开序幕。
今年93岁高龄的作曲家陆祖龙,是当年参与《东方红》音乐创作的作曲家之一。1964年8月2日,在总政歌舞团担任创作员的陆祖龙接到通知,让他去西苑宾馆报到。到了之后,陆祖龙发现,那里不仅有北京各大艺术院团和部队歌舞团的艺术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人才。
音乐组几乎集合了当时所有著名作曲家,老一辈有李焕之、安波、时乐濛等,年轻一辈有茅沅、王竹林、陆祖龙等。指挥组有严良堃、秋里等,负责文学和剧本创作的是魏巍、徐怀忠、郭小川、贺敬之、乔羽等。
这样一台重要的史诗级演出,八月初建组,十月就要上演,时间紧、任务重,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作曲组的各位作曲家都被分配了任务,陆祖龙负责第四场“抗日战争”乐队编写和串联。这一场从“九一八”写到延安、南泥湾,再从游击战写到抗战胜利,有管弦乐和民乐,还有大合唱和独唱,任务非常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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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祖龙近照
繁重的任务反而点燃了艺术家们的干劲儿,全体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创排,用了短短两个星期,竟然排出了一个“小样”。8月24日,导演组设计的8个场次在第一次走台中呈现。虽然当时没有服装、道具、布景、乐队,效果不尽如人意,但领导小组鼓励艺术家们,“在短短的十几天中,就能排出这样两个多小时的节目,很了不起!”深受鼓舞的艺术家们又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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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羲经选拔演唱《松花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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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羲近照
《东方红》创排中反复修改,挑选演员十分严格,其认真程度现在的人恐无法想象。
陆祖龙回忆,当时工作组有许多规定,其中一条是“修改不过夜”。“每天晚上在舞台上排演完,指挥部就开会讨论,经常是提出修改意见已经快到午夜12点了,我们连夜修改。”第二天早饭时,作曲家们上交总谱,上午由大家分头抄谱,下午排练,晚上再带演员上台合排。每天晚上,作曲家的房间里都灯火通明,严良堃等指挥家也在作曲家旁边,边看边琢磨,一起出主意。
“精益求精,百改不厌”是另一条规矩。当时,周总理不愿在《东方红》中过多宣传自己,砍掉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情节,加上了“遵义会议”。陆祖龙记得,在创排“遵义会议”时,从舞蹈到音乐再到服装都反复修改过,而且所有修改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最后,经过七次大修改,“遵义会议”部分终于达到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随着时间推移,演员们陆续加入。当时在中央歌剧院工作的歌唱家李光羲,九月中旬接到通知,让他“前往人民大会堂报到”。《东方红》遴选演员非常严格,当时已经全国闻名的李光羲也要经过选拔。他参加的是第四场“抗日战争”主题歌《松花江上》选拔,经过试唱等考核,最终从三位歌唱家中脱颖而出。自此,《松花江上》成为他演唱了几十年的经典作品。
如今李光羲已是92岁高龄,“《松花江上》这首歌很早就有,并不是我首唱,但大家说起这首歌,还是会想到我。”很多人问他,为什么能把这首歌唱得这么感人?“因为这是我内心真实的感受。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占领天津,我当了8年的亡国奴,这与《松花江上》描写的流亡生活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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