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浅析秦汉以来，丝绸之路凿通后的贸易往来

秦汉以来，由于丝绸之路的凿通，中国丝绸的西运更见规模。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双方政权间所组织的贸易往来，在其中丝绸交易虽然仍是双方贸易的主宗，但也同时出现了逾出经济领域而有政治和文化交流的某些色彩。如张骞出使西域之时，往往携带有大量的丝织品， “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 ，其主要的意义还是作为笼络诸国贵族的礼物或炫耀“汉之饶财”的象征。
使节实际上是汉政府官办的贸易队伍，尤其是两汉政府对西域实施有效管理之后，其所组织的贸易队伍活动的范围、频次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而其每次远行也都以丝绸为主要的资本。西域诸国的使臣亦不绝于丝绸之路， "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 ，他们每及中原或接受大量的赏赐，或自己收购，往往会带回大量的丝织物，中国的丝绸随之而源源输入至西域诸境，甚至远及地中海沿岸。
【【爱历史】浅析秦汉以来，丝绸之路凿通后的贸易往来】除此之外，丝绸贸易最主要的途径便是民间的经济往来。据有关专家研究表明，当时的华丝输出并非都由汉人亲自远赴西域各国出售，而更多的是通过往来的贩夫走卒，尤其是西域各国的商人这一中介环节而完成的，即所谓“塞里斯人并不等待出售商货，贸易都由外人到来成交” 。两汉时期在中原的西域商人数量众多，包括塞人、大月氏人、波斯人、希腊人、印度人等等，他们慕中原物产之富饶， “欲通货市贾，以献为名” ，频繁穿梭于丝绸古道之上， “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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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书记载看，西域之商贾非常具有商业头脑， “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 ……然大同，善贾市，争分铢” ，他们打算精明，眼光尖锐，行动敏捷，且不惧艰险，形成了一种独特风格。有人甚至用其来譬喻马援的行军， “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至”即为明证。关于西域各国商人东来收购华丝的情况，还可以从公元二世纪的大地理学家托勒密所引的其前辈泰勒的《马利努斯》的三条记载中得以证明：（一）记载马其顿的商业代理人从大夏向称为丝国的中国去贩运丝绘；（二）记载塞迦游牧人的疆域东边到中国的商路时讲到， “伊摩斯山上商人向丝国去那一个驿站”；（三）又记载狄兴努斯（即马其顿）的商业代理人曾穿过塔里木盆地将遥远的中国所产的丝带到西方去。
正是通过西域各国商人的这种穿针引线之功，中国所产的丝绸不仅广泛分布于中亚、西亚各地，而且亦远布至欧洲，成为希腊、罗马各国贵族所喜好风靡的奢侈极品，尤其是在罗马曾一度风行达到“也不下于中国的洛阳”的程度。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也是证据确凿，自东端长安而起，沿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中亚、西亚，远及欧洲，都曾有过汉代彩绢、锦绮、纱罗及相关文物的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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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丝织品源源西传的同时，秦汉时期的蚕桑丝织技术也随着王朝在西域地区控制势力的强化和影响范围的不断拓展而有了一定程度的播传。在甘肃嘉峪关的汉晋墓葬出土的画像砖石中，即有不少反映蚕桑生产的画面；还有一些专家认为，至迟在东汉末年，蚕种业已传入了西域的和闻（于闻）和都善；此外，西人德礼贤的《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中记，在东汉时代，曾有两个西利亚教士到过中国，他们主要意旨虽然是为传教，但当时却是以要学习养蚕与织丝的方法、把蚕种带回欧洲为籍口的；
《后汉书西域传》在记述大秦国情况时也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的文字，似乎至东汉末，罗马人已经初步掌握了丝织技术，但其原料还主要依赖于从东方的输入，甚至至唐代仍保留有“常利得中国縑素，解以为胡绫紺纹”之传统。与之同时，中原丝织技术的西输，也促使这些地区纺织技术也有了重大的进境，有些人提出在输往西方的大量丝织物中，应不乏西域诸地自己的产品；上述关于蚕桑传入西域记载与推测，实质上也寓含着这些区域丝织业一定程度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西方有些商人所盛赞并曾到达的丝国在某种意义可能为西域某国的说法是有一定意义的。当然，这还需要更为详尽确实的考古资料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