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选择封笔 ， 选择“退隐” ， 当然也有“月满则亏”“见好就收”的智者认知在里面 。 他比一般名人都要清醒 ， 任何事物 ， 皆有一个尽头 ， 就理论而言 ， 甚至宇宙也有尽头 。 小说创作也不能例外 ， 一旦走到了尽头 ， 若再想前进 ， 实在非不为也 ， 是不能也 。 在《鹿鼎记》完成之后 ， 他也表示过 ， 他已经写出了最好的作品 ， 他无法再创造比之更好的东西来了 ， 也已经无法再超越自己 ， 再写出来 ， 还是在尽头边徘徊 ， 何如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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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 在创作的最高峰、最顶点抵达之后 ， 他适时地选择封笔退隐 ， 去追求另外的人生目标了 。 人说 ， 读史使人明智 ， 他确实至老不糊涂 ， 有极好的自知之明 ， 退一步海阔天空 。
3 ， 有激而然的好胜心与安心读书的愿望
晚年的金庸 ， 毅然封笔 ， 给武侠小说创作最终作结 ， 又显然和他后来的一些境遇有关 。 最明显的 ， 是他想在学术上得到承认 ， 同时弥补自己年轻时因战乱没有继续求学、安心读书的愿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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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自我的文人身份归属定位而言 ， 金庸一直有一个深重的情结 ， 即并不乐戴“小说家”的头衔 ， 而对别人称呼他为“学问家”特别是“历史学家”更感受用 ， 甘之如饴 。 他对“历史学家”的看重 ， 远远超过“小说家”的自命与被命 。 中国历代文学评价系统中 ， ”小说“从来都仅是“小道” ， 难登大雅之堂 ， 他一生都没法摆脱这个传统观念 。
可以说 ， 这是一种隐藏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结 。 他不是史学科班出身 ， 但写下的那些著作 ， 几乎处处皆是 ， 他把他对中华文化、中国历史的所学所识基本都灌注到了那些小说之中 ， 他对自己所写的《袁崇焕评传》等史论也是自豪的 ， 他自认为自己是一名历史学家 。 所以 ， 当他晚年就任浙大文学院院长时 ， 会如此公开申辩 ， “请不要叫我金庸 ， 我是查良镛 ， 我是研究历史的教授 ， 我是历史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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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他“史学家”的自我期许 ， 却一直得不得学界的承认与看重 ， 甚至中国史学界内部议论蜂起 ， 非议颇多 。
当初 ， 当他准备接掌浙大文学院时 ， 学术界几乎清一色地表示不苟同之意 ， 认为这将损害浙大的学术声誉 ， 是一个小说家与史学者的“一场错位”认定 。
他的很多史学观念 ， 也得到了很多批评 ， 比如他谈羌族的历史 ， 就被认为是“大笑话” 。 华东师大历史系某教授说 ， 以金庸的水平 ， 甭说是院长了 ， 在系内当个副教授都不够格！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 ， 甚至公开说 ， “金庸不过一介武侠小说家 ， 当院长根本不合适”；董健还说 ， 金庸曾在南大开讲座 ， 历史知识错漏百出 ， 还是被哄下台的 ， 说金庸还为此事羞而自辞院长一职云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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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并不友好的议论 ， 对金庸而言 ， 显然是倍感挫败的 ， 他被刺痛的 ， 是内心最脆弱的那个地方 。 对这些批评 ， 他也并不服气 ， 他说了很多反击的话 ， 这些言论至今还随处可查 。 他曾黯然地回应 ， “能被承认当然好 。 但是有时候一旦妨碍到别人的利益......他们就不肯承认你 ， 就情愿打倒你 ， 来贬低你” 。
可以说 ， 他的“非科班”出身和学术的不被承认 ， 成为他晚年最大的缺憾 ， 也给他构成了巨大的压力 。 当一个人的人生攀登到顶峰时 ， 越是没有得到过的 ， 往往会越想满足 ， 寻求弥补 。 因此 ， 他反复强调 ， 他在东吴大学念书时 ， 是因为战乱 ， 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他说 ， “人说我的小说俗 ， 我并不在乎——有人公开批评我学问不好 ， 我就相当重视了”；他称 ， “我最喜欢的还是大学生活 ， 我快80岁了 ， 最大的愿望还是到大学去做学生 ， 从一年级念起”；他也坦诚 ， “求学 ， 并未为了学位 ， 而是感到自己学问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