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悟行学宫唐太宗却起了一个很坏的头，面对历史上当权者篡改历史的行径( 二 ) 在中国的历代史家都非常推崇“秉笔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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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朝以前，史官还没有专业分工，凡是与历史记录有关的工作，主要都是史官负责。从汉代起，历史的地位更加凸显了，出现了不同分工的史官，左史专门记载国中大事，右史专门记载皇帝言行（叫“起居注”），以鉴察古今，明辨得失。在古代，既有史官“秉笔直书”的传统，又有专职记史的制度，那么是不是历朝历代的史书就都能够如实反映真实的历史进程了呢？也不尽然，有很多时候，正史史书还是被当权者动了手脚的。
要说当权者为了自己的名声篡改历史的行径，著名的明君——唐太宗李世民起了一个很坏的头。从汉代继承下来的史官记皇帝起居注的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它按日记事，以日系月，以月系年，是以后编纂史书的基本素材。它的内容既不能外传，帝王也不能过问。这就能使想青史留名的帝王多少有些收敛。
而在唐代的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明杀兄害弟、逼父退位的事实，使他既担心社会舆论的指责，更怕史官秉笔直书，招致后世的非议。这块心病一直伴随着太宗，让他寝食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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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他终于忍不住向宰相房玄龄提出要看起居注，房玄龄感到为难，幸好谏议大夫朱子奢进谏，认为太宗此举将开恶例，导致以后史官记事会隐恶扬善，难以取信后世。太宗只好作罢。
但过了七年，太宗又忍不住问谏议大夫褚遂良，假如自己有什么不善的举动他会不会记下来？褚遂良回答得很干脆：“臣职当载笔，君举必书。 ”意思是说我的职责就是记载皇帝的言行，您的一切言行自然会忠实记录。这时一旁的黄门侍郎刘洎也说：就算褚遂良不记，天下的人也会记住。
既然起居注无法看到，太宗就改变策略，对房玄龄说自己要看国史。房玄龄对太宗的目的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又不敢违令，只好将起居注、国史删略成《高祖实录》二十卷进上。太宗看了之后大为满意，对删改的房玄龄等人大加赏赐。可见房玄龄在如何隐藏玄武门之变的事实上颇下了一番功夫。
就今天的研究来看，贞观君臣修改的并不止玄武门之变这一件事，对于唐朝开国时期的许多事情都进行了篡改。晋阳起兵反隋，唐高祖李渊毫无疑问起了主要作用，这从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里可以明显看出，但贞观君臣却将主要功劳都揽到了太宗头上。太子李建成才能虽不及太宗，但也绝非懦弱无能之辈，但在贞观君臣的改写中，建成完全变成了一个嫉贤妒能的小人形象。这种改写，将唐朝建立的主要功劳放到太宗头上，显然是表明太宗打下来的江山自然应该坐下去。唐太宗千古明君形象的确立，主要是由于其文治武功，但也与上述的历史改写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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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皇帝不能浏览，这是有道理的，唐太宗要看起居注时，谏议大夫朱子奢的担忧也很有远见。果然，唐太宗开了以皇权干预记史的恶端以后，后来的皇帝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到了宋朝，皇帝篡改历史的戏码再次上演，这次的主角还是太宗——宋太宗赵光义。宋太祖赵匡胤和唐太宗李世民一样，帝位得来的都不光彩，但宋太祖的龙椅毕竟是靠众人拥戴，兵不血刃地弄到手的，不像李世民那样杀兄逼父，所以倒没有动篡改历史的歪心思。
赵光义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继承了帝位，本来也是名正言顺，交接顺利的，但赵光义希望自己的“领袖形象”更光辉一些，便改起了历史。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时，本来赵光义并不在场，但他修改史官记录，把自己也加入到拥戴赵匡胤的队伍之中，从而让自己也有了一份“拥戴之功” 。到了他儿子宋真宗时，更是变本加厉，真宗觉得老爹这样还是不够分量，又给赵光义“加戏” ，不仅让他在场，还堂而皇之地变成了拥戴赵匡胤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