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悟行学宫唐太宗却起了一个很坏的头，面对历史上当权者篡改历史的行径在中国的历代史家都非常推崇“秉笔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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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代史家都非常推崇“秉笔直书” ，而这个成语本身，也来源于一个著名的史官。
春秋时期，晋国国君晋灵公夷皋与执掌军政大权的赵盾之间有很深的矛盾。晋灵公聚敛民财，残害臣民，赵盾多次力谏，晋灵公觉得他碍手碍脚，便派人三番五次刺杀赵盾，虽然没有成功，但赵盾也被逼无奈，只好逃出晋国。赵氏家族在晋国政坛举足轻重，赵盾又是赵氏的魁首，他走了可怎么行呢？于是，赵盾的堂弟、正担任晋灵公侍卫头目的赵穿与晋灵公争论，要求他请回赵盾，晋灵公不答应，于是赵穿愤而弑杀了晋灵公。此时赵盾刚逃到晋国边境，听说灵公已被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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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董狐是晋国史官，在记录这次政变时，直书“赵盾弑其君” ，并在朝堂上公开宣布，以示笔伐。赵盾回来后，得知此时，便质问董狐说：“国君明明是赵穿所杀，为什么把弑君的罪名安在我头上呢？”董狐答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说，他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先讨伐叛臣，否则就是没有尽到职责。你赵盾手握重权，国君被杀，却不追究乱臣，弑君之罪不应当由你承担，还有谁堪当此罪呢？赵盾想想赵穿毕竟是为了自己而弑君的，况且又是自己的弟弟，实在不忍加罪，只能把这个罪名承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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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秉笔直书”的记史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杼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之直笔，自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因此，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已为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史德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
【阳明悟行学宫唐太宗却起了一个很坏的头，面对历史上当权者篡改历史的行径】“秉笔直书”的本质就是要说真话，不能因为害怕招来杀身之祸就玷污操守，曲意逢迎权贵，使历史失去真实。我们都知道《史记》的作者太史公司马迁，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史家，他也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汉武帝时期，出了个李陵事件，司马迁就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中说真话，触怒了汉武帝，才遭受宫刑，这是说真话的代价，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司马迁也一直秉承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忠实记录各种人物的史实，所以太史公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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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中传承下来的正直品格，不仅仅是在史学界影响深远，还延伸到社会道德领域，对民间伦理道德的塑造也有很大的作用。比如在《三国演义》里面，关羽在曹操答应了他三个条件的前提下，投降了曹操。曹操为了得到关羽，除了重金美女、高官厚禄拉拢以外，还想破坏关羽与刘备的关系。关羽在许昌时，曹操故意安排他与两个嫂嫂同住一室，关羽知道这是曹操的伎俩，干脆觉也不睡了，立在房门外，就着屋檐下的灯笼看圣贤之书，以勉励自己。他看的书，就是著名的史书——《春秋》， “关公勒马看《春秋》”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孔子修订的《春秋》，正是一部以礼义为准绳褒贬各色人物的史书，《三国演义》以它作为关羽忠义的象征，可见中国史学对民间道德文化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