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敌对意识产生于甲午战争？早在100年前就产生了

将中国视为敌国，如所谓清朝威胁论、清朝轻蔑论，乃至清朝征战论，各种各样的中国观实际上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日本就已具雏形。
比如日本思想家林子平(1738年一1793年)在其《海国兵谈》中就这样说：“我听说近年来唐国(中国)和鞑靼人与欧洲人交往密切。其交往越亲密，唐国、鞑靼英雄豪杰等就可以接受其妙法。而得到了妙法的话，就可能起侵掠之心。彼等要是起侵掠之心，甚至奔日本而来的话，海路也近、兵马又多。那时我们要是没有防备，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仔细考虑的话，后世企图侵略日本者必定是自唐国、鞑靼之地而起，千万不可怠慢。 ”
这是将古代中国看做假想敌，觉得中国对日本是一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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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威胁论也影响到了佐藤信渊的《海防策》(1808年) ，面对当时沙俄帝国对日本边境骚扰，他认为：清国强大而且距离日本最为临近，万一出现狡猾之主而有了兼并四方的志向，其患远非沙俄帝国所能比拟。因此对清国即便是“卑辞厚聘” ，也要变其为盟国，这才是日本之要务。 ”
就是说，希望以结盟的方式来化解中国的威胁。
后来佐藤信渊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1823年的《宇内混同大论》和《宇内混同秘策》反复强调“皇国”日本是世界万国的根本，或世界万国以日本为根本。
如何使皇国日本实现统领全地球的宗主国的目标，他认为使清朝臣服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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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提出了侵占清朝东北地区和江南地区的种种“秘策” 。
面对西洋列强的威胁，在鸦片战争之后到明治维新之前，幕末志士对中国领土的企图，在吉田松阴的思想中表现得比较突出。
他在《幽囚录》(1854年)中说：“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夺加摸察加（堪察加）、澳都加（鄂霍次克），谕疏球，朝责朝鲜，北割满洲之地，南收高山、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圉，则可谓善保国矣。 ”
此后， 1855年4月24日吉田松阴在《致兄杉梅太郎》中认为日本应该培养国力，然后分割征服易取的朝鲜、清朝。
同一封信中还说到：“就是像丰太阁(丰臣秀吉)那样的雄才，也非常可借。生于天下分争之日，致力于神州之拨乱，而终于没有将明国（明朝)拿到手就去世了。 ”
也就是在他的眼里，在与西方列强的交涉中，为了保障和扩大日本的国家利益，而不惜侵占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权益，这里埋下了近代日本军国思想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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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日本幕府派遣的“千岁丸”号船到上海，即便是带着友善的目的来到清朝，来研究中国的，但是清廷的衰弱、民众的贫困、还有晚清中国内忧外患下的困顿疲敝，通过上海而被日本所觉察。
峰洁在其《清国上海见闻录》中认为:清国的病已经不仅仅在腹心，已经开始在面目上显现，一指一肤无所不痛。由上海一处可以知道清朝内地的大概。
他描写在上海的军营所见，说：“其兵卒敝衣、垢面、土徒跣、露头、无刀，皆如乞食，而不见一人有勇。如斯，我一人可敌彼五人。 ”他自大地认为自己只要一万兵就可以打下清朝。
其所见虽然反映了清朝当时的无奈现实，但是由此而产生的对中国的蔑视以及对中国的征服欲望也表露无遗。
【【历史故事】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敌对意识产生于甲午战争？早在100年前就产生了】而在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在明治正府的征高山、废琉球之后，日本对清朝的敌对情绪几乎与日俱增，比如福泽谕吉就认为：日本必须扩张陆海军、然后使日本民心调和一致，积极发动对清朝战争，震慑清朝，使其知道日本可怕、不可敌、轻易开争端对自家不利，这样才能让日本有发展空间。
到韩国“甲申政变”之后，日本朝野对中国的敌对论、进攻论明显普及开了，掀起了对清朝宣战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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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日本思想家兼战争鼓吹者福泽谕吉说道：
我们的目标就是以清国为敌，首先派一队大兵与朝鲜的清兵大战，在让朝鲜承诺我“正当”的要求的同时，我大军大举进入清国，攻陷其都城北京，清国皇帝如果逃往热河，则进军热河，只有这样，才能让清国人想尽办法而答应我正当的要求，而必须使其低头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