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汉家郎民族多元观念的交替与演变，汉夷政权正统地位的争夺( 二 ) 导语：

元代之后的做法，不可不谓是将这种争论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元代修史，不管是出于何种角度考虑，将三国政权都作为前朝正统的做法实在是百年罕见，这一做法无疑是代表了元代官方的既定态度，即承认之前社会普遍认可的中原政权之外的其他政权合理性。这样的决定不禁引人深思，为何元朝统治者要偏偏要逆流而上，采取一种争论较多的方式，也是极易引起现有学界动荡的做法来为辽、金两国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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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全本）
蒙古修史的包含性很明显是夹杂了私心。按中原学界及社会的普遍思维来看，蒙古政权的诞生其实也并非符合正统理念的看法，元代为辽、金两国的正名，其实也是在变相的为自己的政权合理性做遮盖。
元代建国之后，华夷之辨的观念仍在学界流行，甚至在百年之后，清军入关之后，中原士人阶级对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猜疑和歧视也是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而元代可能也是恰恰要以辽、金政权的合理性的肯定，来进一步缓和社会民族意识的矛盾与冲突。这样的做法，虽然带有相当程度的利己性，却也使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念出现了松动，更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包含与进步意义。三、政治舆论下的再起风潮
政治舆论的导向能否影响学界和社会的普遍意识形态？这个问题如果放在明面上来讲，答案自在各朝统治阶级心中。如果他们肯定了这个答案，自然标榜着封建皇权统治下的一种无所不为的权力滥用，所以历来政治可以引导具体的文化思维走向，但并不是绝对可以放纵的。明朝却是其中的一个例外，有关宋辽金正统的文化争论在此时似有一波爆发，而这轮爆发的根源却不是从学界而来，而是真真正正由政治倾向引发的新一波正统理念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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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农民起义）
其实有关辽、金正统理念的争论很好理解，与元朝将三国皆归于正统的做法一样，明代的这场再起风潮，也是带有极强的政治性意义。明朝的建立可以就是说以反抗元朝统治为基础进行的，这就与元朝建国的心态有很大的不同。元朝建国的初衷很是纯粹，干掉异己者，征服整个中原土地，它崛起与建国的思维形式完全是建立在中原正统文化界限之外的。这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决定了元朝势必要通过各种文化、政治，甚至是武力手段，来迫使被征服者承认自己的王朝存在的合理性。
这种极强的寻求认同感，则是与明代汉民族重新掌权之后的中原正统观念的再次排斥有着意识层面的矛盾与冲突。对待元朝的厌恶和文化的排斥，促使明代学界再次以辽宋金正统之争的契机，掀起一场批判前朝，推翻元代糟粕文化的学界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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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桢书法作品）
【吴钩汉家郎民族多元观念的交替与演变，汉夷政权正统地位的争夺】明代学者杨维桢曾经写有《正统辨》一文，认为“契丹之有国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广，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诞，中国之人所不道也” ， “金之有国矣，始于完颜氏，实又臣属于契丹者也” 。杨维桢在这里直接批判了以辽、金为首的夷族政权，不外乎是政治倾向引导下，中原文人华夷之辨的再次兴起。但争论虽有，却也是不能否认辽、金，乃至蒙古建国兴朝的历史轨迹。雷声大，雨点小，三史分修的做法自然也是既定的事实，无法得以改变了。四、华夷一统的最终趋向
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政权更替之时，正统文化之争就从未中断。我们或许应当把他们看做是儒家文化坚守者锲而不舍的非理性抗争。历史发展至清朝，有关辽宋金正统之争的看法，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以士大夫阶级为首的文人阶级，或许早已不再将其看做是元代三国修史之后，值得探讨的文化话题，而是在不断的争论，以及民族观念的不断渐变之中，转而成为了一种华夷有别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