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探讨隋代括户成功的原因（下）

削除魏晋以来的刑法，无疑减轻了农民所受的压迫，有利于生产的正常进行和括户的开展。减轻租庸调，在整顿均田与租调制的同时， “减调绢一匹(四丈)为二丈” 。受田依十八岁为准，但“人以二十一成丁” ，有三年不缴租调。 “除妇人之课” ，又规定“未受地者皆不课” ， “不役者不收庸”(《北史·隋本纪》) 。免除杂税谣役。
隋以前，苛捐杂税既多且重。特别是南齐， “百钱余税，且增为千” 。破塘课敛， “丁税一千” 。 “百姓骇迫，不堪其命” ， “乃质卖妻子以完”(《隋书·食货志》) 。隋王朝除正外，免去一切杂税。开皇元年， “弛山泽之禁” ， “除入市之税” 。二年， “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性共之，远近大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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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罢东京之役” ， “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军声、以二一成丁”(同上) 。赋税摇役的减免，对括户更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理并省郡县，精简机构。把原来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省郡五十余，改变了隋初十羊九牧、民少官多的冗滥状况。国家官吏，是浪费社会财富、吸吮农民血汗的最大寄生集团，对官僚机构的精简，自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贯彻高颐的输籍之法，是隋朝第二次全国性的括户。严格实行赏罚、考课、察访等制度，并故意试探官吏贪廉与否，使其毛骨惊然。从而抑制了封建官吏对农民敲骨吸髓，竭泽而渔的盘剥。
一般讲、庶族地主比较注意国与民的关系，同情农氏的疾苦，主张清明，轻摇薄赋，反对横征暴敛，这批人进入统治阶层，也有利于括户的进行。第四，多次镯免赋税。开皇七年，江陵民给复十年。开皇九年，江表给复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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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十二年，河北、河东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兔。开皇十三年，战亡之家给复一年。开皇十六年，碉免全国赋税。开皇十八年，河南八州免其课役。凡十二年间，共有六次，平均每二年一次，次数之频，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上述每项措施都与农民利害相关，吸引着他们的归附。
大业五年，由裴蕴主持了第三次大括户。在此前后，隋仍然贯彻了以上的方针政策。大业元年， “除妇人及奴脾部曲之课” 。农民的经济剥削又有所减轻。 “男子以二十二成丁” ，服役年限又进一步缩短。 “除十恶之条” ，农民的压迫再次减轻。诏战亡之家给复十年，扬州给复五年，旧总管内给复三年。大业二年，又一次镯免全国租税。明年，关内给复三年。大业四年，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大业五年，陇右诸郡给复一年。不需多言，这次括户的效果也是显著的。
隋王朝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所以能使括户收效，这是由封建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三种土地形态，即国有土地、地主土地和小自耕农土地。其中小自耕农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它的存在和发展受着封建国家与豪强地主的双重压迫、支配与制约，这就决定了自耕农具有两重从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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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封建国家、豪族地主三者之间犹如一个天平，小自耕农始终游离在二者之间，它的倒倾向背是测定两方剥削轻重的计量器。我们知道，封建国家的赋税摇役，属于超经济的法权性质。因而变动很大，可以违背经济规律而任意提高。
所以广大农民常常因封建国家“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 。但是，当二者的剥削量基本平衡时，农民还是愿意作国家的臣民，因为自耕农的地位毕竟比依附农自由。更何况国家把剥削量降低到私人地主的标准以下时呢?
而且，隋王朝采取的上述做法，也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换言之，它是一种经济斗争手段，而不是高压手段，受经济规律的支配。因此，括户主要靠经济手段来解决。单靠手段只会引起矛盾激化。隋王朝的括户正是运用了前一种手段，注意用经济利益吸引依附农民，使他们知道甘愿而自发地成为国家的编户。杜佑的话是对隋王朝这一经济手段的本质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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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王朝在括户中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固然是与豪强争夺户口、进行斗争的需要，然而更重要的是隋文帝接受了前代括户失败的历史教训。如东晋括户时，不但没有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反而每口租米从三解增加为五石。各种杂税又多如牛毛，故隋丹阳令庚和一次请免杂税竟达六子余条。如此，即使再有几次括户也注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