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写家史︱故乡是朵云 _小知识

程梓怡（北京大学）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一
当汽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缓缓往上爬时，家乡早间的云雾又率先出来迎接了。这好像是我上大学之后第一次回老家。
我的老家在安徽南部的一个小山村，属于徽州边缘地区，村居半山腰的山坳处，人口不过百余人，因附近都是山地，土地大部分都开垦成了梯田，主要粮食作物为水稻，但灌溉系统并不好，只有小溪，没有河流，也没有水碓，加工稻米靠牛拉石碾围着圆型碾盆不停地转圈，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有柴油碾米机。1970年代中期通了电，80年代末通了乡村公路，在通公路前，从村子到县城得先走20里山路再乘40里公交车才能到达。
我其实并不算村里人，因为我的父亲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毕业后在邻县谋了个生计，我生长在村的隔壁县城。虽然说是隔壁，但哪怕是村子通路后，交通依旧不方便，我每次回村看望祖父祖母，都要先从隔壁县城坐两个小时班车到村子所在的县城，再坐上从县城去村子的班车，村子闭塞，每天仅有上午下午两个车次，等车就要等上半天。回一趟老家往往是早上出发，傍晚才到达，山路又都是弯弯曲曲、上坡下岭，我对村子的记忆很长时间都停留在望不尽的绵延山脉和不适难忍的呕吐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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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所在的村庄
二
车子兜兜绕绕，一会上坡一会又平路，司机不停地换挡，笑着说“这路不好开，需要技术” 。车像是产生了共鸣，引擎不断发出低沉的声音，我们坐在里面仿佛都能感受到车身因费力而弥散出的热度。我随口附和说“是啊，这大山里头，交通闭塞，您这头一次开，算是技术好的。”父亲抿了抿嘴，没说话。
父亲以前和我说过，这里穷苦闭塞、封建愚昧。
祖父祖母生养了三男二女，父亲1962年出生，是家里的老二，与老大相差4岁，父亲后面分别是两个妹妹和小9岁的弟弟。徽州地区重视文教，读书出来吃官饭是父母为子女筹划的上上策。在大伯读三年级的时候，因为和同学一起调皮捣蛋被老师狠狠责罚，一气之下发誓再也不踏入学堂半步。大伯是个犟脾气，祖父打骂无果，只能听之任之，村里有句土话道“长子不离灶”，意思是长子应该在家里主持家业、赡养父母，大伯也算有了不读书不出远门的理由。
大儿子学习指望不上，不如就全力培养二儿子，读书的担子压在了我父亲身上。祖父是农民，哪懂什么教育，只知道“棍棒底下出孝子”，一言不合就打骂子女，又因为当时家穷子多，上学是一件奢侈的事，所以祖父对父亲的学习极为严格。父亲在村里学习成绩算好的，一次考了96分，全班第一名，高高兴兴把试卷拿回家给祖父瞧。祖父一看，斥责怎么没考到满分，然后就是一顿毒打。
祖父暴戾古怪的性格与其生活环境、生命经历息息相关。故事还要从上世纪初说起，我的高祖父有三个兄弟，他排老二，他和他的哥哥都只有一个儿子，他哥哥的儿子没成年就病亡了，留下一个童养媳，等童养媳长大，他哥哥从外村程姓人家招了个上门“儿子”与童养媳成了家。那时候我的曾祖父，也是高祖父唯一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对招上门的“外人”分了自己的家产很不满意，于是就把他的伯父告上了县民国政府，结果败诉了，这场官司伤了两家的感情，从此两家积怨逐渐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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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烟与人家（摄于老家门前）
上世纪50年代，曾祖父家和祖父家与我的堂伯公家（即当上门“儿子”那一家）被划分到同一个生产队。“文化大革命”的第六年，堂伯公当上了行政村的改革委员会主任，那时，土地都是生产队统一种植的，农户每个人只有0.08亩地用于种蔬菜自用，叫自留地，除自留地外，农户私自在其他任何地方种庄稼都是违法的。
可能是以前有规定但没执行过，或是规定出台第一年，管理松懈，我祖父开荒种玉米面积很大，是生产队里最大的，受到祖父的鼓动，我曾祖父也种了很多地。到了夏天，公社动了真格，把每户私自种植庄稼按面积折算产量，每亩按800斤计算，待秋收分粮时扣，曾祖父户两人扣粮食400多斤，祖父家7口人大约扣800多斤。到了冬天，曾祖父家粮食不够向生产队借粮，时任改委会主任的堂伯公非但不同意，还恶语相向。曾祖父深夜回家一言不发，“咕咚咕咚”喝下农药，自杀身亡，年仅63岁。
祖父深受长一辈人的影响，在村内争强好胜，尤好和堂伯父一家攀比，比种地的产量，比新房子的大小，比孩子的学习......一旦在外面不如意，就会回家打骂子女来撒气，家里子女五人在童年时期都遭受了祖父的严厉打骂，尤其是对三个儿子，期望越多，打骂就越多，以至于大伯、叔叔和我父亲三人到现在为止对已过世祖父的评价依旧很低。大伯在22岁结婚后便立即要求分家，与祖父老死不相往来。父亲一考上大学便离开了家乡，小叔叔读完高中也出去打工闯荡了。
“人在一个地方闭塞的地方待久了，就会忽视外面的风景，只能在小小的村子里互相攀比，性格变得狭隘，生活也难免不幸。”父亲谈到祖父时，淡淡地说道。
为了避免不幸，父亲埋头苦读，终于在1979年的高考中考出了不错的成绩。父亲以为自己即将离开那个穷苦闭塞的村子，但生命经历给每个人都刻上了时光的烙印，父亲憎恶旧时代农村的迂腐，却又想着造福农民百姓，最终他选择去皖南农学院学农学。
四年本科生涯转瞬即逝，从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遗传学、生态学到栽培与耕作学、育种学、种子学、植物病虫害防治学，父亲学习刻苦，功课优秀。毕业后被分配到隔壁县的乡镇农科所工作，后又因文笔好，被领导赏识，借调到县人事局工作，之后兜兜转转，在县城党政系统里做了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1998年的腊月，我出生了。姨母进产房看了一眼，出来对我父亲说“是个女儿”，我父亲回答“也好”，“也”字拖得老长。这个故事经过姨母的大力弘扬，在无数次的家庭聚会中被提及，作为父亲重男轻女的笑话。但说句真心话，或是沾了独生子女的光，或是因为不想给我一个和他一样痛苦的童年，父亲对我是极好的。
父亲的性格与祖父完全相反，他为人随和，没有太大的胜负心，在家里和单位里都是和事佬。正如母亲拟合他老烟鬼形象给他起的微信昵称“烟雾深中一神仙”一样，他是闲云野鹤，遗世独立，逍遥自在。他在笔记本里写道：“生活本没有输赢，但如果你一旦有了胜负心，那你一定就是输家。”
父亲是农民的儿子，永远都剪不断与土地的脐带，他追崇卢梭式的自然教育，时不时带我去爬山郊游，也同鲁迅的长妈妈一样，常给孩子讲新奇有趣的故事。父亲重视教育，常常结合自身经验思考一些教育问题，在他的日常学习笔记里，常能看见这样的文字：“农民没种好庄稼不会怪种子不好（当大家种同样品种时），都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家长没教好子女时，往往怪子女不争气，尽量把自己撇清，这是应该要反思的。”“没文化的农民能种好地，同理也可以教育好子女，因为他们可能给了孩子一个比较宽松的成长环境，他们没有知识父母那种焦虑感和紧迫感，同时他们可能给了孩子积极、阳光的心态，但这都是个别现象，大部分农民、工人子女不及知识父母的子女。”
三
终于，上坡越来越少，车子渐渐稳当起来，不远处，白墙黑瓦的房子像长在云雾里的蘑菇，若隐若现，村子快到了。
在我眼里，村子是回不去的故乡，这里花香鸟语、质朴温暖。
我小的时候，母亲外出打工，父亲上班不便照顾我，就把我丢在村子里，交给祖父母抚养，都说隔辈亲，祖父母对我都是极好的。村里没有什么吃食，子子（鸡蛋）被看做是最营养的，祖母就使劲让我多吃子子，我最多一餐一口气吃了8个。
就这样喂养了一个月，当父亲来村里看我时，发现我变得又胖又黑，都快认不出了。更让父亲寒心的是，我这个笨娃娃竟然不认识他了，指着他说“奶奶快来看，家里来了个客人” 。父亲立马把我抱回去亲自抚养。后来我也就寒暑假年回两次村，每次待的时间都不长，以致于我一直都没学会村里的方言，和不懂普通话的祖父祖母沟通起来往往是毛估带猜。
祖父说不来普通话，和我说话总是几个词的往外蹦，印象里他说的最多词就是“聪明”、“好聪明” 。那时候他最喜欢带我去村里逛，尤其是去小卖铺人多的地方，见人就夸我，就连我个子长得快长得高，都值得在村子其他人面前吹嘘夸奖一番。还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词是“宝物宝物”，是祖父过年清明祭祀时说的话，我一直没明白，还以为祖上给我留下了什么宝贝，后来才发现，不懂普通话的祖父是想说“保佑保佑” 。
徽州人历来重视姓氏传承，在村里程姓有自己的支祠，每年过年、清明，程姓子孙都要去祠堂祭祀。祠堂在“文革”时期被毁坏过，后来修复了一遍，面积不大，大约有两百平方，里面空空荡荡的，东面放着祖宗的牌位和贡品案台，西面靠门是一个小小的天井。可能是村庄逐渐人落寞，印象中并没有热闹红火的集体祭祀仪式，只是每年到了除夕和清明，平日里不开门的祠堂会打开大门，各家各户的程姓子孙可以自行来祭祀。
传统徽州女人地位低，是不能进祠堂的，到了我们这辈倒没有那么多讲究，记得祖父在世时，每次过年都会带我去祠堂。祖父会先在祠堂门口烧上一把纸钱，这是给邮差的辛苦费，再进入祠堂将祖母准备好的供食放在案台上，点上一把香给我，让我向着牌位拜一拜，再来到门口，向着南、北、西三面再拜一拜，再将香分别插在牌位前的香炉里和门口的土地上，最后祖父会点燃三发冲天炮，告知天上的祖先们来领我们的一点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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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氏支祠（摄于2020年清明，因疫情影响，村中禁止聚集性祭祀，祠堂大门紧闭。）
其实小时候的我并不喜欢去祠堂，一是因为大人们拿在手上点燃的冲天炮看着特别危险，二是因为祠堂总让人容易联想到死亡。这种对生死的担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萦绕在我的心头。祖父祖母家的老房子是改良后的徽州屋子，因面积受限，没有天井，窗户又开得高，所以采光不好，白天也总是黑黢黢的，厨房用的是老式带烟囱的柴火灶，需要烧木头柴火，为了方便，祖父就将厨房和厅堂之间的小屋子改成了柴火房，常年堆放着比人还高的柴火。
一次路过，正巧木柴存量没有那么多，我才发现，原来木柴背后还堆放着两个祖父祖母备给自己的棺材，这把胆小的我吓得不轻，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独自走过柴火房。后来祖父告诉我，这是他们的棺材本，在村里，很多老人家都会在自己年轻的时候提前备好。祖父还说人这一生就像这柴火一样，能够发点光热，也就足够了。
后来，祖父老了，在干活时摔断了腿，从此做不了重的农活，只能拄根拐棍慢悠悠地走。好几次回家，祖父都想带我去山上看一看，我以他腿脚不便回绝了，后来实在拗不过他的坚持，和他一起上了山。
原来，祖父是想带我认一认留给我的山核桃树。在20世纪初，村子里兴起种山核桃。祖父也随大流，种了两百多棵山核桃树，存活不过百余棵，每年大约能收获三千多斤山核桃，每斤能卖两三块钱，在农村算是不错的收入了。
但随着年纪增长，祖父发现自己难以继续照顾这些山核桃树，于是就划划分分，准备把这些树分给父亲和叔叔，留给父亲也就是留给我，祖父生怕我不知道树的位置，一定要亲自带我去看看。遗憾的是当时祖父带我认的山核桃树，我现在一棵都不记得了，不过祖父拄着拐棍颤颤巍巍地为我指山核桃树的背影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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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祖父一样的背影（摄于2020年清明，遗憾以前条件有限，没有影像资料）
四
祖父于2014年病逝，为了方便照顾，祖母被父亲和叔叔安置在了离县城更近的村子里。每年只有清明，父亲才会回趟老家，给祖父的坟上烧烧纸、上上香。而我高中大学都在外地念书，清明只能遥寄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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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悼念（摄于2020年清明摄于老屋子门口）
在外地求学时，我第一次见到了城市，见到了城市里养育出来的人，他们大多衣着靓丽，举止风雅。与城市里整栋楼的图书馆、灯红酒绿的商场街道相比，养育我的小县城立刻就失去了光彩。但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座围城，把自己圈在了里面，别人圈在了外面。正如对于长期生活在穷苦山村的父亲而言，农村是愚昧迂腐、狭隘刻薄；但对于偶尔作为农村过客的我来说，农村是新鲜有趣、温暖质朴。现在的我，感念生养我的县城，也感念生养祖辈世代的那个小小山村。
【大学生写家史︱故乡是朵云】对于故乡的记忆，就像是云一样缥缈，风轻轻一吹，就散了。等我回过神，车已经到了。下车关门，吸一口故乡的空气，仿佛这样就能把云似的故乡永远带走。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