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秦末农民起义用革命的手段，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又是怎样的？

引言
农民阶级要起来造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就必须冲破“贫穷有命”的思想罗纲。起义前期，张卬在政治上的一个杰出表现，是他在坚决反莽的同时，还顽强地抵制了刘缤刘秀集团的篡权活动。
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由于晁福林同志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看作是“具有天命论和皇权思想色彩”的口号，因此他提出“伐无道，诛暴秦”来作为秦末农民起义的口号。的确，陈胜和刘邦、项羽三人在不同场合都说过类似“天下苦秦久矣”的话，但是他们三人所受秦朝封建统治阶级的“苦” ，却是不完全相同的。陈胜所受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苦” ，而刘邦却是由于秦王朝的横征暴敛和穷奢极欲，侵犯了一部分地主阶级利益的“苦” ，至于项羽，那就是“亡国破家”的“苦” ，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反秦的目的也不完全相同。
把“伐无道，诛暴秦”作为一切反秦力量的口号是适当的，但是它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比较起来，阶级内容显然要模糊得多。 “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不仅像刘邦这样的地主分子可以赞同，而且像项羽那样的六国旧贵族残余势力也可以接受和利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把“伐无道，诛暴秦”作为秦末农民起义的口号，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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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在秦末农民起义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子孙帝王”的思想，不但针锋相对，其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皇帝秦始皇，而且这两个阶级所代表的两种思想的斗争，贯穿在秦末农民起义的始终。在秦末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每当农民军攻占一地，其领袖往往不敢自立为王，却出现了一系列“立六国后”为王的情况。例如，东阳的陈婴，在响应陈胜的起义后，大家“欲立陈婴为王” ，其母便对陈婴说：“自吾为迺家妇，闻先故未曾贵，今暴得大名，不祥” 。
于是陈婴“倚名族” ， “不敢为王” ，最后把大权让给了“世世将家”的项梁。这难道不是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王侯将相“有种”论在农民起义队伍里的一个反映吗？以后班彪在《王命论》中为了论述“贫穷亦有命”的反动说教，大肆宣扬“婴从其言，陈氏以宁” ，贩卖“是故穷达有命”的天命论。由此可见，秦末农民起义为什么会出现“不敢为王”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受封建统治阶级“天命论”的思想束缚。陈胜在大泽乡起义时高呼：“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 。这种“举大名”的思想与陈婴的“暴得大名不祥”的思想，是绝然相反的。
在秦末农民起义中，是陈胜“自立为王”还是“立六国后”的斗争是非常剧烈的。当陈胜攻下陈县后，欲自立为王，张耳、陈余便跳出来说：“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 ，所以劝陈胜“毋王” ， “遣人立六国后” 。这种“立六国后”的思想，实际上就是王侯将相“有种”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是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反动。陈胜坚决拒绝了“立六国后”的反动主张，自立为王。但是，这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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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陈胜派周市攻下魏地后，周市不敢自立为王，认为“其义必立魏王后”于是立魏国后裔魏咎为王；张耳、陈余在攻下赵地后，不久也在“独立赵后，扶以义，可就功”的情况下，立赵国后裔赵歇为王；此外，陈胜派葛婴攻下九江后，葛婴也马上立楚国后裔襄疆为王；而另一路起义军秦嘉，杀死陈胜派去的监军，也准备立楚国后裔景驹为楚王；至于那个齐国的后裔田儋，则更露骨地宣称：“齐，古之建国；儋，田氏，当王”就自立为齐王。
六国贵族后裔纷纷“裂地而王” ， “南面称孤” ，给农民起义军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成为陈胜吴广起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当陈胜起义失败后，项羽的谋士范增，还恶狠狠地攻击陈胜说：“不立楚后，其势不长” ，并急忙请出“为人牧羊”的楚怀王孙心为王。由此可见，陈胜的“自立为王”与“立六国后”的斗争，实际上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种”论的两种思想斗争的继续。
诚然，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和农民阶级地位的局限性，特别是秦末农民起义发生在封建社会的初期，陈胜不可能象后期农民起义那样，提出类似“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赋”等比较明确的农民革命思想。他虽然敢于否定王侯将相的“有种”论，但他不可能提出一个没有“王侯将相”的更高的社会制度的目标来。尽管如此，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却代表了广大贫苦农民不满自己所过的那种非人的生活，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