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浪漫主义者的转变浪漫主义的发展与演变( 三 ) _小知识

现实进入理想，理想观照现实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生活的磨练，陀思妥耶夫斯基逐渐对渗入其心灵深处的席勒思想有了新的思考。他青年时期那些天真幼稚、华而不实的浪漫主义陈词滥调逐渐转变为具有真实生活特征的动人的悲剧性艺术，而这是在多年艰辛痛苦的磨练和对现实的深切洞察基础上形成的。
在前往工程学校路途的驿站中，政府信使殴打赶车人的一幕深深地烙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脑海中。那时的他正深深痴迷于席勒作品中所宣扬的“美与崇高” 。但是这一幕作为俄罗斯不堪现实的象征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了席勒的“美与崇高”离他们多么遥远，并显得如此虚幻。随后，他投身于另一种浪漫主义，成为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并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而经历了假死刑与流放。这段残酷的经历进一步击碎了青年时期德国浪漫主义带给他的某些幻象，这其中包括席勒的作品所激发的某些理想主义成分。于是，他不得不对席勒的“美与崇高”理想进行重新思考。
同时，去伪存真，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许多优秀影响却从未消失，而是与他一生在文学作品中所探讨的神学、哲学、人学主题紧密缠绕。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对席勒的态度，看起来是非常矛盾的。在《地下室手记》（1864）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席勒式的理想主义进行了嘲弄，对他青年时期的偶像同时也是对自己青年时期的某些理念进行再思考。
“我越是意识到善和所有这一切‘美与崇高’，便越深地陷入我的泥潭，越是难以自拔。但是，主要的问题却在于，在我身上，这一切似乎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倒像是理应如此的。似乎这便是我最正常的状态。”

文章插图
《少年》，作者：（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译者：岳麟，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1月。
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罪与罚》以及《少年》中，席勒式的理想主义者同样被用尖刻的反讽语调所对待，然而，这种讽刺并不是直接指向席勒本人的。相反，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9年从西伯利亚返回后，他还在自己的《时代》杂志上反击当时一篇攻击席勒的文章。
认清了俄罗斯的真实境况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去除了席勒思想中不符合俄罗斯实际的虚假的理想主义，专心于将“美与崇高”与俄罗斯东正教理念结合，意图创造与席勒的“美丽的灵魂”（Sch?ne seele）相契合的“更高意义上的人”（higher man）。例如，在他晚年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与席勒相关的印记是非常明显的。据学者统计，席勒被提到了32次，而莎士比亚则为5次，普希金是6次。除了私生子斯麦尔加科夫之外，所有的卡拉马佐夫都曾引用席勒。
而席勒思想也与人物内心的斗争与精神世界的成长紧密相连。例如，德米特里在对阿廖沙忏悔时引用了席勒的诗歌。事实上，德米特里仿佛席勒《强盗》中的卡尔·穆尔，而非老卡拉马佐夫所言是弗朗兹·穆尔。《强盗》中，席勒塑造了对上帝和父辈进行激烈反抗的卡尔·穆尔。卡尔出于正义的罗宾汉之举让他变成了强盗的首领，但他对弟弟弗朗兹的渎神弑父的罪行感到很震惊。弗朗兹却用十八世纪唯物主义愤世嫉俗的学说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护，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抨击的俄国虚无主义十分相似。德米特里对“美”之惊异性和双重性的感叹和阐述里回响着席勒创造的“伟大的罪人”所展现的美与崇高，并且其中并不带什么讽刺语调。尽管如同来自地下室的“哲学家”，德米特里陷入了卑鄙和堕落的深渊，但他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堕落。这种意识到自身邪恶的能力赋予他力量，从沾满污垢的深渊攀升到宗教的灵性。就像《强盗》中的卡尔·穆尔，德米特里发现自己卷入了崇高的理想和卑下的现实之间折磨人的争斗，即他口中圣母玛利亚的理想和索多玛的理想之间的争斗。德米特里和卡尔·穆尔一样看到了真实生活恶劣的一面，却同样理想主义地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追求人性更为高贵的一面。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塑造德米特里这一人物的时候显然不仅仅从席勒那边汲取影响，当德米特里进而追问：“问题是我将如何进入与母亲大地的永恒连接之中？”读者可以清晰地聆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提倡的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根基主义”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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