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空印案：皇权成空、规矩如印，朱元璋怒杀百人，怎被后世讹传成了8万( 三 )

提及方孝孺，大家可能会想到两个标签，其一是“读书人的种子” ，其二是“灭十族” ，实际上，方孝孺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标签容易被人忽视：
第一是他是宋濂的学生，是太子朱标的师兄弟；
第二是他的家庭和“空印案”有关。或者说，空印案之所以在后世这么出名，也得益于方孝孺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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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方孝孺传》记载：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父克勤坐“空印”事诛，扶丧归葬，哀动行路。既免丧，复从濂卒业。
方孝孺是浙江宁海人，他的父亲名叫方克勤，在明朝初年曾任山东济宁知府。洪武九年，方克勤受“空印案”牵连被杀。当时，方孝孺才19岁。
父亲去世后，方孝孺非常伤心，他便写了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叫《先府君行状》，这篇文章中，方孝孺把父亲说成是一名非常清廉的官员。
不仅如此，方孝孺还把文章寄给我了恩师宋濂，恳请宋濂为父亲写一篇墓志铭，宋濂执笔写下了《故愚庵先生方公墓铭》，这篇墓志铭收录于《宋学士文集》。宋濂在这篇墓志铭中，把方克勤说成恪尽职守的好官，文中说：
会空印事起，吏又诬及之……
意思是，方克勤运气不好，下属诬告他参与了空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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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宋濂没有说“空印案”是冤案，他只是说方克勤之所以会被处死，是因为被人诬陷参与了“空印案” 。
只不过，宋濂和方孝孺的记载，和《明史·刑法志二》中有相左的地方。我上面说过，《明史》中说“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而宋濂和方孝孺都说方克勤是死于洪武九年，而方克勤又是因为“空印案”而死。所以，这就给后世留下了很大的争议。笔者认为认为，空印案应该发生在洪武九年。理由有三：
第一，宋濂和方孝孺是和方克勤同时代的人，而《明史》约编撰于300年后，后者记载的时间有误可能性更大。
第二，方孝孺在《先府君行状》中说其父方克勤死于洪武九年，他绝不会把父亲的忌日写错。
第三，宋濂死于洪武十四年，如果“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那宋濂是没有机会给方克勤写墓志铭的。
所以， “空印案”大概率发生在洪武九年。而明朝的锦衣卫设置于洪武十五年，所以，所谓锦衣卫查办空印案，是不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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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有一名老乡，名叫郑士元，此人曾任官湖广按察使佥事，他也身涉“空印案”中，郑士元被处死后，他的弟弟郑士利觉得兄长冤屈，要为兄长鸣冤。方孝孺还为郑士利写过传记，后来这份传记的部分内容被《明史·郑士利传》沿袭，根据《明史·郑士利传》记载：
会星变求言。士利曰：“可矣。 ”既而读诏：“有假公言私者，罪。 ”
意思是， “空印案”爆发后，正巧钦天监监测到了“星变” ，古代君王认为这是“上天”的警示，朱元璋因此要广开言路，让士子发言。郑士利把握住了这次机会，他对身边的人说：“之所以会发生‘星变’ ，是因为朝廷杀了无罪的人！”很明显，郑士利认为“空印案”冤枉了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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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郑士利真的写了一封万言信给朝廷，这封信被地方官看到后，惊出一身冷汗，但兹事体大，这封信还是被送到了御史台。
四、郑士利的四条辩驳
郑士利在信中直指“空印案”是一场冤案，他认为，朱元璋不应该惩治那些涉案官员。理由有四条，由于文字较长，我引用一小部分：
第一，郑士利在万言信说：
“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较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
意思是：陛下你担心空印纸被小人得到后，他们会虚造名目去欺压百姓。但是，空印纸盖的都是骑缝印，并不是完整的官印，那些小人即使得到一张，也没有用处。
第二，郑士利认为，钱粮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从县到府，从府到省其实都已经对过账了。但从各省到户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 ，这么远的路，官员们用空印，也是权宜之计，而且，从元朝就已经有这样的潜规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