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万历皇帝和大臣的“国本之争”，对晚明的政局有何影响？

神宗十岁登基，在位四十八年，期间“国本之争” ，困扰明神宗一朝近三十年。神宗在“国本之争”中迟迟不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欲册立他宠爱的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群臣却坚持以嫡长子继承制及之前明朝历代皇位的继承模式来确定太子之位，由此而造成了神宗和廷臣之间的尖锐对立，在这期间神宗的态度由明确反对册立长子常洛为太子到采取拖延政策，再到被迫承认常洛的太子地位，与大臣们进行了反复的争论，而大臣们不惜被罢官、解职、发配也要坚持争论，最后以长子常洛的继位而终结此事。
【【历史故事】万历皇帝和大臣的“国本之争”，对晚明的政局有何影响？】一、皇权事实上的下降
自张居正去世之后神宗便渐渐开始不上朝，皇子（除福王外）、大臣很久都见不到他一面，甚至当时包括内阁首辅朱赓都三年见不到神宗一面。神宗自己不理朝政，却还希望能够大权独揽，为了让各部门失去权力膨胀的机会，竟然缺官不补。据统计：“万历二十九年，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朝臣请简补，不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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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万历二十九年缺官就如此之多，可见万历对于国家政事之不管不顾，以致国家的正常运行都不能够维持了。另外也有史料中记载说万历皇帝很是厌倦臣子们的争论劝谏，起初将章疏留中不发，还会因大臣们的催促而令他很是苦恼，但时间长了他也就习惯了，于是便彻底的无视朝政了。
《万历野获编》中记载：“遇大小兴革，主者自行其意，第具体题知，不复取上意可否，而大权反下移矣。 ”这里就提到了万历朝的皇权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再观万历一朝的“国本之争”一事，其最终的结果是以皇帝的妥协而得到解决，这也反映了皇权在一定程度上的下降。
事实上也不难理解，如孟森先生所言“帝既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中外缺官亦不补。 ”皇帝懒惰驰政到这种程度，而国家的行政体系还要运行，这就要依靠大臣们来管理，神宗的这种不作为自然使得皇权也就会相对的下降了。而皇权下降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言官对皇帝的直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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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来说，明代的言官品秩都很低，但群体人员众多，由于明代没有专门的谏官，因此言官代理这一职责，这样言官肩负的职责就很广。万历中后期出现了以往朝代所没有的奇特现象，即言官对皇帝的直接批判。神宗皇帝因个人怠惰朝政、软弱的性格以及孱弱的身体，使他在与文官集团的斗争中感到力不从心。
而以言官为首的文官集团，企图拯救当时危难的朝局，因此对皇帝不断进行上疏劝谏，并且在罢矿监税监、“国本之争”等问题上相对居于上风。身为一国之君的神宗在与言官的斗争中，得不到臣僚的支持，最终被迫只得以不理朝政作为回应，这些都说明万历中后期的皇权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而他这种不理朝政的做法却又加剧了言官对他的批评和非议。
言官对于皇帝这种直接的批判，与当时的制度乃至文化允许官员发表言论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种环境促进了带有启蒙意义的“非君”思潮的出现，这种“非君”思潮是朝臣与皇权之间矛盾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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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为首辅时，因推行新政曾禁毁书院，言官被他的专制所压制，但张居正死后，继任首辅的申时行迫于神宗企图借助言官来清除张居正的残余势力，而开放言路，使得言路势张，这一趋势为之后党争埋下了伏笔，也为之后言官们直接批评万历提供了平台，而万历皇帝对于这些批评的奏章留中不发，不给这些人以处分，则进一步助长了言官们的胆量。
孟养浩关于元子豫教问题的“坐忍元子失学，而敝帚宗社也。 ”万历十七年，雒于仁写的《酒色财气四箴疏》，直接指斥万历皇帝嗜酒、贪财、好色、尚气，完全没有一点君臣之体。这种对皇帝直接的批评在历代是没有的。言官们对皇帝尚且敢如此直言进谏，上书言事，品评时政更是猖狂，为此内阁辅臣及神宗都很是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