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大不捐、聚沙成塔——《明人年谱知见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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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年谱知见录》，汤志波、李佳琪编，中西书局2020年11月出版，400页，160元
较之拥有厚重的本土学术传统的魏晋南北朝史、唐史、宋史研究，或较之在全球视野下纵横发展的大元史、新清史研究，有关明代历史、文学、文献的研究，一直都不是学界热议的焦点。在历史研究领域，帝制中国晚期的社会化、地方化趋向，让社会结构理论与田野调查方法更有用武之地，围绕精英人物的年谱之学渐趋冷落；在文学研究领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明清诗文研究倒开始“走出冷落”，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学术增长点之一，但近世时代的文献特征及其文本的弱经典性，让很多学人迷失于荒野丛林之中。大家感慨明清文学研究有三苦，一苦于原始文献浩如烟海，二苦于别集文本无注可依，三苦于基础实证重复作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终南捷径，我们只能依靠传统文史研究的三大法宝：叙录、笺注、年谱。明清虽同处近世，但清代人物研究的工具书相对完备，《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等，早已是学人案头的必备书籍；明代固然也有《增订晚明史籍考》《明别集版本志》《明人传记资料索引》《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等书，但在年谱目录与生卒年表这一块，梳理依然薄弱。有关生卒年的考证，现在通过计算机对海量文献的文本挖掘，或可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工作量更大的年谱编纂事业，在短期内尚难由人工智能来取代。反而，“新文科”视野下的历代人物数据库、古典文学知识图谱等工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人年谱中的标准化数据。这个时候，对明人年谱的目录清理，尤显重要。
【细大不捐、聚沙成塔——《明人年谱知见录》序】明人年谱到底有多少，这个家底一直不清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只能通过杨殿珣《中国历代年谱总录》、谢巍《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等书窥其一斑；对近三十年的最新编纂成果，更是缺少全面的普查。比起清人年谱目录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有来新夏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且有持续的增订，同样在历史时间上延续了近三个世纪的明代，愿意问津者少。汤志波、李佳琪编的这部《明人年谱知见录》（以下简称《知见录》），著录明人年谱2106种，谱主1024人，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相当于把来先生的“年谱知见录”事业向前推进了又一个“近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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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通观这部《知见录》，在感慨编者收罗丰富之余，我们亦须承认，在这些明人年谱中，真正被学界同仁普遍使用的并不多，类似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孔凡礼《三苏年谱》、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章培恒《洪升年谱》那样，可以被学界列入“断代文学研究推荐书目百种”的共识性年谱，尚不多见。多数年谱专书之间并未形成有效的学术关联，我这里所说的关联，并非历史记录的互见，而是指一部年谱在编纂伊始及其过程中，始终有与其他同时代人物年谱进行对话的学术诉求。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代文史学界，距离提供一套有关明人行实的系统性文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做，有两个很好的参照系。一个是唐代诗人年谱。唐人的年谱，早期多见于两宋时期刊印的唐人文集的卷末附录，其内容简要，与现代年谱专书之详实，不可共语。其篇幅体量渐大，与清代实证风气下“诗谱”观念的兴盛有关。自此，“别集编年”与“人物年谱”两种著述体例紧密合流，并保持了良性的互动，让两种人物行实的编聚模式，都有了较充分的发展。现在公认的唐代主要诗人的年谱，虽编纂有先后，但不可否认，皆有赖于近三百年来历代学者在唐人别集笺注上的杰出成绩。而当代学者编撰的《唐代诗人丛考》《唐代文学丛考》《唐才子传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系列成果，更从多个维度全面地提升了唐人行实世界的分辨率。这种“名家年谱”“人物丛考”“专题编年史”的三合一编聚体系，为唐代文史学界提供了一套可靠的基础实证文献。现今学界对宋人行实的考掘与整理，基本上照搬了这套编聚体系，明清人物研究若要效仿，也没有问题。
另一个就是明代曲家年谱。在这部《知见录》中，八木泽元《明代剧作家研究》、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金宁芬《明代中叶北曲家年谱》三书，出现频次很高，相当亮眼，共收录明曲家年谱53家57种。与唐人别集早在清代就有多种高质量的注本不同，明别集的笺注事业举步维艰。由此，明人年谱的编者便需要对海量的原始文献进行耙梳与考辨，才能完成对曲家行实的编年。包括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全编》、汪超宏《明清曲家考》等采用了“人物丛考”的行实编聚模式，同样建立在大量未整理文献的基础之上。其中不少曲家的别集，时至今日仍没有注本甚至基本的整理本问世。这是对旧有学术传统中的年谱生成模式的一种逆动，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当代学人通过对明人年谱的具体编纂实践，为谱牒学作出的一个特别的贡献。明人年谱要想进一步展开，对类似经验的总结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