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我读｜李腾：《民族的神话》与历史学家的困境( 四 )

历史学家始终存在于一种困境当中。他们不得不使用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写文献或文物来重构甚至想象曾经的境况，即使他们自己对于这些所依赖的资料总是带着怀疑的目光。格里于1974年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学术成长和发展期伴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和所谓的“语言学转向” ，而且他本人也深度参与其中。无论是在中世纪早期历史研究还是在对十九世纪史学史的评述中，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他对于自身周遭一切的感受与反应。格里认为，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政治领袖们就发现重述英雄的历史、民族的源起以及早期开疆拓土等古老神话对于大众有着特殊的魅力。人们总是愿意接受一个简单的线性叙事，并从中分别出敌我善恶。
历史学家的困境不止于此。即使将DNA等现代技术纳入到历史研究当中，也很难彻底摧毁业已根深蒂固的民族神话。即使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考古、历史乃至科技的手段来证明多利亚人绝不可能是赫拉克勒斯的子孙，他们的部族认同建构也相当粗糙，当时的希腊人却对这些说法深信不疑。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民族的神话、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中，就是不折不扣的真实存在。
作为民族划分的重要标志，种族血缘能够通过外在体貌特征显现，而文化认同和作为母语的语言更加隐蔽，却更为重要。上古时期的希腊曾经特别重视血缘关系，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以血缘为区隔的标准越发淡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文化取代血缘成为族群认同的主要标准是一个普遍趋势。陈寅恪在论述北朝历史时指出，所谓“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以外表、生活方式和语言作为区分族类的标志也一样见于华夏文明。《礼记·王制》中描述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各有不同，大多聚焦于外表和生活方式的特征，比如“被发文身”“衣羽毛穴居”“不火食”“不粒食”等，归根究底则是“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 ，语言和生活方式成为了区分彼此的标志。
作为二十世纪最为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构建了自己的文化史观，认为文化因为混杂而走向衰落，对民族文化纯洁性和统一性的推崇至今比比可见。欧洲的复杂之处在于，除了血缘问题之外，还有宗教的问题，甚至宗教及其所形成的文化比所谓的种族或血缘问题更加重要。在中世纪西欧，宗教和政治认同逐渐取代语言和血统的连接性作用。由于格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罗马帝国崩溃到加洛林兴起的四至九世纪，对欧洲之后几个世纪的发展并未展开深入论述。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反击“起源崇拜”和“迁徙崇拜” ，也是更有针对性地瞄准当代右翼政客的“历史逻辑” 。但对于欧洲的民族认同来说，也许十一至十三世纪才是更重要的发展期，因为十九世纪所奠基的民族主义史学，恰恰是以这段时期作为中轴展开的研究。
两位译者在后记中所言，他们的老师和同学对勒庞能够与马克龙在大选中对决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和担忧。在《查理周刊》因为“渎圣”遭遇恐怖袭击一周年后，勒庞更宣称“我不是查理，我是查理·马特” ，更是直接利用在比利牛斯山击败穆斯林军队的“欧洲拯救者”为自己“法国人优先”的政治立场张目。格里当年的担忧正在变成越发明确的现实。从欧洲难民危机以来，英法德等国的社会民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笔者当年也曾在英格兰西北见证了联合王国退出欧盟的历史时刻，见识过形形色色英格兰中世纪英雄崇拜与不列颠特殊性的宣传。也正因为这些民族主义的思潮及其影响是如此巨大，我们也应当要承认一个民族的民族记忆和民族认同及归属感，不仅出于个人的情感需要，同时也是作为社会性纽带的一种需要，甚至是一种精神上的亲缘性。对于这些个人和社会的情感性需求，无法通过客观的历史学研究进行理性地说服。被创造出来的民族也许并不是绝对的历史真实，但一旦被创造出来，这个民族便被理解甚至相信为真实的。如康托洛维奇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所展现的，作为国王政治身体的概念作为一个法律上的拟制并不是客观真实的存在，但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无法回避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学家们对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建构、解构与诠释，都无法真正彻底摧毁人们的民族归属感与对他者的警惕。 19世纪的历史学研究不过使民族主义的解读具备了更加完备的形体，即便是在有意无意间构建了民族历史叙述的神话，这些“顽疾”也许在人类社会的存续期间都无法得到彻底的清除。换言之，这也许恰恰就是人类作为一个多民族整体所共享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