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我读｜李腾：《民族的神话》与历史学家的困境( 三 )

格里强调，在十九世纪的许多欧洲国家都特别无情地镇压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传统以及关于历史的不同记忆，以便塑造书同文、言同语、记忆同脉络的统一民族。这种现象的蔓延主要是由于欧洲知识精英群体对古代社会的迷恋，导致他们并非是在研究或者认知一个民族的历史，更是“发明”了他们所研究的这个民族。这种趋向在法国、德国最为明显。法国和德国都推行过雄心勃勃的民族教育方案，极力主张统一的语言教学，以民族语言的统一作为民族群体统一的必要保障。这种“爱国主义”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十八世纪末展开的法国大革命以及十九世纪初的“德意志”与“法兰西”两个国家的战争。在战争与社会剧烈动荡的危难关头，文化民族主义最容易被政治化，更能迅疾变成进行政治动员的强大工具。在学术研究方面，十九世纪的德、法、英等欧洲各国都开始大规模地收集古代典籍，建立自己民族的文献大全。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项目便是《日耳曼重要历史文献集》（或译为“德意志历史文献集成” ， MGH）。这项工程的早期参与者们认为，在日耳曼语族群所定居或统治地区内所写成的文献，都应当被视为日耳曼人或德意志族群的重要文献，因此从意大利南部到法兰西北部、从巴尔干半岛到丹麦南境，所有这些地区的重要文献都被囊括“日耳曼”之内。直到今天，这份文献集成还是从事中世纪研究、特别是中世纪早期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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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H网站的主页语言是民族身份的具体表现，教育则是延续和强化人们对民族遗产之热爱的主要途径。文献分析和语言学分析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两件工具，塑造了“德意志人”的历史，并经由德国式的研讨班教学法（seminar）和文本批评研究，迅速传遍整个欧洲。法国和英国学界都深受影响，在欧洲各地的大学中都增加了大量涉及语文学和历史学的教授席位。与德国相对，法国学者则更强调法兰西文化在中世纪时期的中流砥柱作用。作为一种对启蒙时代“理性史学”的反动，他们热烈赞美将中世纪浪漫主义化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让·雅克·安培（Jean-JacquesAmpère ， 1800—1864年）以及埃米尔·格巴尔（émileGebhart ， 1839—1908年）。安培认为，法语方言最早在查理大帝时的第一次（加洛林）文艺复兴期间出现，在十一至十二世纪的第二次（十二世纪）文艺复兴中逐渐形成完备的书写系统，而在十五至十六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终形成了现代法语。通过将法国文化与欧洲历史的进程并立，法国学者突出了法国在欧洲中世纪文化发展中的枢纽地位，使民族主义观念渗透到了宏观的历史解释当中，迄今仍影响着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历史思考。即便是在大洋彼岸，美国早期的中世纪史学家，特别是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BaxterAdams ， 1850—1901年）、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HomerHaskins ， 1870—1937年）等都深受这些方法论的影响，建构起了早期的美国中世纪研究脉络。因此，我们今天的中世纪研究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文献资料方面，仍然是十九世纪历史学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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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的《中世纪早期的语言与权力》已经由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林海教授翻译出版格里在《中世纪早期的语言与权力》中也对上述关于民族语言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认为，地方性方言在中世纪兴起并成为书面语言，其根本原因在于宗教和政治权力的运作，并非意在创制民族语言，更与民族认同无关。把中世纪盛期各地区方言的出现和书面化解释为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产物，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历史的严重曲解。因此，格里始终强调，诞生于十九世纪的现代史学在本质上就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虽然在欧洲各民族历史的书写上取得了重大成功，但是这种成功却使社会大众对过去的理解“塞满了族群民族主义的毒物” 。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常被拿来用作支持政治性的主张，甚至“怂恿现代国家对邻国领土提出主权要求” 。德国就曾多次要求邻国分割部分领土，因为那里“曾经是日耳曼人最初的家园” ，这些被分裂出去的地区就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对故乡的‘回归’而不是对他人的‘侵略’” 。二十一世纪的欧洲在许多方面与十九世纪的欧洲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侵略者也往往要在发动战争之前从历史中寻求“合情合理的合法性证据”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恰恰是十九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历史学观念取得巨大成功的典例。历史学家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