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神玉时代”到“礼玉时代”|江南·良渚笔会 | a8423】新石器时代，玉成为通灵之石，能代表上天的意志，既沟通神人，又主宰福祸，还可以从“玉”字本身见出。按“玉”最初的写法并无一点，似与帝王之“王”共用一字。故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后《说文解字》段注释“王”为“天下归往也”，释“玉”为“三玉之连贯也”。又，“皇”字是“白”和“玉”的组合。凡此似都说明在初民的观念里，玉能贯通天地，助人沟通神灵，并有助于达成人的愿望。以后，《周礼·春官·大宗伯》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又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都从此而来。有鉴于上古初民是从这种迷信崇拜的意义上看待和使用玉的，其身处的时代因此可称作“神玉时代”。
此后，玉被施诸更广泛的领域，充任更多的使命，举凡贵族的宴飨、王朝的朝聘和士民的婚冠等礼仪活动，但其之于祭祀、丧葬活动的重要性一直延续下来。相传黄帝诏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先列圭玉于兰蒲，分别尊卑华戎之位；唐尧之所以有圣德，被认为与受天意，得到刻有“天地之形”的玉版有关；夏禹之所以治水成功，也被认为是因有“蛇身之神”传授玉简，凡此足证上古英雄崇拜与玉的神格化有绝大的关系。玉既发挥着沟通天人、事神致福的特殊功能，更征象着王权的威严和等级观念，与礼以及与宗法、伦理、道德就此渐渐融合在一起，乃至无论仪仗用玉、宴飨用玉还是佩服用玉，都须遵行依从之。此所以《周礼·典瑞》要再三强调“辨其用与其实”，“辨其须知与其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这里还需要指出，越到后来，其沟通天人、事神致福的功能越虚化，征象王权与等级的意味则愈显著，愈重要。当然，这种重要性的确立是早就埋设在先民的心灵深处的，只是未被其自觉意识而已。所以，尽管还需要更多考古学上的证据，但有鉴于夏商文明礼仪制度中的琮、钺和神人兽面纹都来自于良渚或与良渚有莫大的关系，在夏商周三代许多遗址中也发现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器，称良渚文化是中华礼仪乃至制度文明的源头之一，良渚玉文化是从“神玉时代”走向“礼玉时代”的先导和桥梁，应该可以成立。
自进入“礼玉时代”，玉在用作辟邪玉、葬玉的同时，由日用玉、饰玉进而为礼玉，被更多赋予抽象的道德涵义，因其物理质性的温润莹泽、缜密坚韧和锐廉不挠，被拿来比德君子的人格，成为一种历久不衰的传统。《礼记·聘义》所载孔子答子贡问，对此作了集中的概括：“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将玉与儒家最重要的德性讲求一一对待起来，致以后玉有“五德”（仁、义、智、勇、洁）、“九德”（仁、智、义、行、洁、勇、精、容、辞），与其所述之“十一德”流播人口，深入人心。故《礼记·玉藻》会说：“凡带必有佩玉。唯丧否，佩玉有冲牙。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它还进而强调人不仅要以佩玉涵养自己的德性，还要用鸣玉之声限制自己的行为。所谓“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既服，习容观玉声，乃出，揖私朝，辉如也，登车则有光矣”，“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
今人对良渚文化中礼制与德化的了解还远远谈不到充分，但由玉琮所征象的贯通天地的神格之美，及所代表的由富美、形美构成的人格之美，应该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其对中国人上述品格和德行的养成，乃至中华文明的启迪和沾溉既深且远，值得人永远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