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玉时代”到“礼玉时代”|江南·良渚笔会 | a8423 文艺创作|文艺|创作者|心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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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南入口（摄：盛淑彦）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1936年12月，良渚考古的先驱者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乡浙江杭县（今余杭）良渚镇进行了首次良渚遗址的发掘，自此拉开了良渚考古研究的序幕。一代代考古人历经八十多年的考古研究表明：早在距今五千年前的那个年代，我国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曾经存在过一个已进入成熟文明的早期国家，而良渚古城正是这个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专家在实地考察良渚后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代表了五千年前中国史前稻作文化的伟大成就，是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典范。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普遍认可。
阳春三月，文汇报社、良渚遗址管委会举行“江南丨良渚笔会”，朱大建、汪涌豪、杨扬、胡晓明、褚水敖、韩可胜（以姓氏笔画为序）六位专家学者应邀参加。身处良渚遗址，拂去历史的尘埃，那远山环抱的都城，巍峨层叠的宫殿，热火朝天的劳作，似乎就在眼前。五千年也许并不遥远，逝去的良渚古国并未带走文明的因子，它如涓涓细流汇入了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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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约五千多年前，在环太湖三万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以良渚古城为核心总共近千处良渚文化遗址，不仅遗存形式多样密集，出土文物也极丰富。除轮制的黑陶器外，数玉器最为精美。而玉器中，尤以玉琮为最具特色，不仅器型多样，工艺也很精湛，足以征象绵延长江下游数千年的新石器文明是如何经由私有制的萌芽，而逼近文明时代的门槛。
盖河姆渡、马家浜时期，初民虽已知辨玉并能治玉，但玉器的质地还比较粗糙，硬度也不高，且多为素面无纹的小件管、珠饰品，制作上不脱旧石器时代的原始痕迹。到崧泽文化时期，随着欣赏能力的提高，透闪石玉得到重视，玉器的种类也随之增加。而大件玉器的出现，更标志了制作技术的进步。从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的对比分析可知，良渚文化是从崧泽文化演变发展而来的。承其传统，此时初民在玉器选择上更多使用透闪石玉，又改进了切割、打磨、钻孔、琢刻和抛光等工艺，凡所制璧、琮、璜、瑗、玦、环、钺，包括三叉形器、冠状器、锥形器等各类玉器，其开玉解料、磋切成坯与磨制抛光手法更为成熟。因是精加工，有些玉件至今仍透发着一种“玻璃光”。而从审美的角度看，能自如地调用浅浮雕、透雕和阴刻等手法琢纹刻符，除神人兽面纹外，举凡束丝纹、绞丝纹等各种纹饰的处理都繁密有致，规整而华丽，足证良渚文化不愧为与红山文化齐名的新石器时期玉文化的又一座高峰。
要说玉琮，在良渚玉文化中最具原创性。它上大下小，外方内圆，中间对钻圆孔，四面直槽内用浅浮雕和线刻法，上下各刻琢神人兽面图像，凸面上每两节又刻琢一组抽象的神人兽面图案，并以转角棱线为中轴向两侧展开，兽面的两边则以浅浮雕技法各刻一变形夸张的鸟纹。这种或单节或多节的玉琮所体现出的横截面由圆渐方、器形由矮渐高、纹饰由繁渐简的变化，与兽面纹和人兽结合的神徽纹一样，洋溢着神秘而浓郁的宗教意味，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讯息，让人有以一觇上古社会初民的物质生活和信仰世界，在在显示了其由神权社会进化为王权社会的复杂过程，诚为这种古老文明最适切的代言。
因为与其他日用杂器不同，玉琮除了象征财富，更有一重越然于炫耀或装饰之上的特别的功能。作为礼器，它与人所熟知的青铜器一样，实是以不同的种类、数量、体量和组合关系，发挥着沟通天人以及事神致福的特殊功能。众所周知，礼器通常指用于祭祀、丧葬、宴飨、朝聘和婚冠等礼仪活动的器物。考古研究显示，它的应用正起于新石器时代的祭祀、丧葬活动。《尚书·舜典》记载先民为祭祀所行巫术活动，常“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此石头即多玉石，为其叩之泠然，如此敲击玉石，发出有节奏的音响，模仿百兽，展开狂热的舞蹈，目的都在奉神娱神。在金属发现之前, 作为“石之美者”的玉就是这样，被认为具有与神沟通的超自然的力量（玉琮除刻神人兽面外，还有鸟纹，由《殷墟小屯·文字丙编》117条可知，也是因为鸟被视为天之使），可以予人精神性的力量和心理上的安慰，从而获得抵御邪气入侵和鬼魅作祟的能力。更不要说它还延续着有上百万年历史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符码，故很容易被人赋予特别的神性，乃至成为初民精神崇拜的对象。今出土发现多见辟邪玉和葬玉，乃至远古社会有玉图腾，都是其萌芽初期的形式表现。至于以后因其性坚久，发展出通过服食以享永年，甚至长生不老的观念，如道教外丹派视玉为“仙药”，相信“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可视为将玉神格化的另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