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隋末江南的地域社会中，北方因素与南朝故事是决定政治走向的关键

江南本土士族建立的政权，往往追慕南朝，制度也多用梁陈故事，这种怀念故国的政治宣传为萧铣和沈法兴政权的建立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在面临外来的军事打击时， “梁陈故事”的政治号召并未能激起江南士庶独立割据的政治激情，反而有大量自守士族选择臣服于北方政权。
我们不能认为梁陈故事和南朝情结已经消失于江南地域社会，但也不可否认北方因素造成的政治现实。因此，笔者认为隋季江南的地域社会中，北方因素与南朝故事同样是决定这一地区政治走向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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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统观念的影响
有学者的研究指出，隋末动乱的大环境下，无论是政治势力还是兼并的激烈程度，北方都远大于南方。在政治中心在北不在南的大环境下，江南地方的政治势力也基本上呈现江淮—江南—岭南的顺次统治。隋炀帝南下，将行宫设于江北的江都，同时在江南设置丹阳尹，以此为中心向外辐射其影响。
炀帝死后，无论度淮南下的杜伏威、李子通，还是本土的萧铣、林士弘都选择优先自北向南扩张。而岭南地区无论是旧隋官僚还是地方豪强，都处于被北部政权的支配之下。岭南大姓在江都时代基本都服从隋炀帝的统治，炀帝死后如岭南大姓甯长真、地方官丘和、李袭志等选择归顺北方强邻萧铣，而林士弘虽然丢失豫章，势力衰落但依然可以迫使临近的广州冯盎归附。说明在大的政治趋势下，北方对于南方的政治优势已经转化为多方面的现实影响，并引导着江南区域社会的发展。
关于北方对于江南地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正统影响，军事压力与组织形式三方面。这三方面的因素深刻地影响了江南地区尤其是炀帝死后的政治走向，也是北方统一政权消解江南本土“南朝故事”的政治传统与割据基础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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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是江南本土势力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江南诸政权中只有萧铣以其出身皇族，故而可以坚定地抛开隋室，打出“梁室中兴”的旗号。自大业后期起，隋炀帝的江都朝廷与远在洛阳的越王侗甚至长安的李唐都对江南地区的正统选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炀帝大业末年在江都主要的措施即授予江南地方豪强郡县职务，并利用其力量廓清江南民变。许多割据领袖都是在此时接受隋炀帝的任命，并确实进行了平叛活动。江都政变后，弑杀炀帝的宇文化及虽然北上试图保持对于江都周围的控制，因此对周边割据势力广加分封，但江南诸势力对宇文化及均持否定态度，反而选择尊崇炀帝。
如吴兴大族沈法兴破宇文化及所置丹阳郡守。 “自署江南道总管。复闻越王侗立，乃上表于侗，自称大司马、录尚书事、天门公，承制置百官” 。炀帝旧将陈稜虽然响应了宇文化及的召唤，为江都守，但也采取了尊奉炀帝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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稜集众缟素，为炀帝发丧，备仪卫，改葬于吴公台下，衰杖送丧，恸感行路，论者深义之。
此前与炀帝尚处于对立地位的杜伏威，拒绝了宇文化及“署为历阳郡守”的招抚，转而向东都越王侗称臣， “侗拜伏威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 。北方在这一时期也兴起尊奉炀帝的法统之争，中原的李密与越王侗议和，接受了“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的封号，河北的窦建德，以为炀帝报仇为口号，擒杀宇文化及，迎奉萧后及江都旧官，试图将自身包装为隋的继承者。
笔者认为，相比南方，北方政权对隋朝正统的利用是更为现实的，李密受隋封号，是为避免与宇文化及和东都的两线作战，窦建德则是受到江都旧臣的影响所作出的改朝换代的准备。而江南政权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沈法兴起兵初期自称隋室总管，但在领土扩大后， “称梁王，改元延康，改易隋官，颇依陈氏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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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法兴抛弃隋室，改用梁陈故事的原因是因为“谓江、淮之南指可定” ，梁陈故事被视为是脱隋自立的一种方式。此时的沈法兴由于“专立威刑”导致“将士解体” ，因此登临王位，复用江南故事是希望借此重新凝聚周边各部支持。而杜伏威则一直使用越王侗所赐封号，越王侗死后又接受了李唐的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