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岁那年,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死在任上,乾隆帝亲自前往祭奠,赐谥号“文正”,备极哀荣。刘墉回乡守孝,期满后授内阁学士,不久后回到江苏担任学政。这次,刘墉任上发生一件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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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东台县监生蔡嘉树,唆使他人向刘墉告密,说同县的举人徐述夔生前的作品集中有反清言论。这不是蔡嘉树第一次告状了。这两家人其实原本是经济纠纷。告状的蔡家曾将几顷田地卖给徐家,现在想把地赎回来。结果当初卖得2400两白银的地,现在蔡家想出960两就赎回来,徐家当然不干。蔡嘉树因此怀恨在心,想出一条毒计,向官府状告徐家已经过世的老太爷写反诗。当时的江苏布政使陶易是个得民心的清官,鄙视小人,没有搭理蔡嘉树。蔡嘉树就把徐家老太爷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反复阅读,找出两句,是“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成为徐家“谋逆”的罪证,交给了刘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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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这个人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晰,即全心维护体制的职业官僚。因此他在处理公务时基本不会掺杂个人情感,不会因为自己是读书人出身就包庇读书人。他说过,“生监(生员、监生,即有一定功名的读书人)中滋事妄为者,府州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对付这些滋事妄为的读书人不可有丝毫迟疑,否则“行政官员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以致遇事迟疑,皂白不分”,实际上把司法工作的决定权交给了讼棍和蠹吏,这是要不得的。看到这几首诗,刘墉明白,这事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全看他自己的判断。此前的同僚看穿了蔡嘉树的阴谋,刘墉能看不穿吗?但这个蔡嘉树在江苏布政使那里碰了钉子,就转而向他这个学政告状,如果自己再把他顶回去,他会不会向更高一级的官府报告?他会不会进京告御状?想来想去,刘墉越想越怕,伴随童年成长经历的几起文字狱的情节一幕幕浮现眼前。于是,刘墉马上将案情和一部诗稿报告给乾隆,同时上报的还有江苏丹阳一个秀才殷宝山的案件,此人给刘墉一篇万言书,议论朝政,日记中又有“姓氏为红,红者朱也”等语,被刘墉一并以“心怀前朝”的罪名报告给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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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的人生污点:为自保助兴“文字狱”,令他人彻底家破人亡】乾隆果然大怒,将秉公持正的江苏布政使陶易押解至北京,判了个斩监候,结果64岁的陶易直接死在了监狱里。徐述夔作诗,徐怀祖刊刻流传,这是“父子相济为逆”,虽然他父子二人均已病故,但“仍照大逆凌迟律,碎其尸,枭首示众”,徐述夔的子、孙、兄、弟、兄弟之子,年16以上者皆斩,15岁以下及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付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而诬告的蔡嘉树,乾隆说他和徐述夔为同里,《一柱楼诗集》早已刊出,自应早已知闻,并不呈控,只因近时田产涉讼才挟嫌告发,非“实知尊君亲上”,但逆书系他告发,算是功过相抵。蔡嘉树没得什么便宜,害得徐家家破人亡,一时被广为唾骂。而那个一并报给乾隆的殷宝山得以轻判,发配东北充军,晚年还获准回家,因为刑部认为他的案件影响较轻,但无论如何前途也是毁了。刘墉却因为这件案件被乾隆表彰。刘墉一生为官清廉,名声很好,但在这次文字狱,可以说他是发挥了直接作用,以今天的价值观看来并不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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