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日涵副教授』「中美研究」李峥：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动因及长期趋势( 四 ) 李峥：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

另一方面， “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风波令美国情报界和国会意识到社交媒体“武器化”的风险。美国参议院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报告称，社交媒体成为俄罗斯对美国开展“信息战”的重要平台， “信息战”可能影响了选民对于选举人看法和对选举结果的预估。这种新的安全威胁促使美国情报界关注美国本土的数据安全问题，臆断其他美国主要竞争者也可能采取与俄罗斯类似的策略。基于两种新认知，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将其认为有“军工潜力”和“前沿技术”能力的中国企业、科研机构视为重点打压目标，试图切断其与美国的科技联系。美国军方也希望用“脱钩”的压力促使美国国防关键供应商将产业链移回美国本土。
动因之二在于美国外交机构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在全球科技外交中的竞争者。美国的科技外交有悠久历史。经过多年发展，美国在该领域已形成较为固定的政策光谱和判定标准。美国1978年制订的《外交关系授权法》规定，美国科技外交服务于美国的外交利益、安全利益和科技利益，要求抓住科技机遇并且避免科技风险。作为负责美国科技外交的政府部门，美国国务院科技合作办公室在官方网站上介绍其职责称，美国科技合作以“符合美国利益、确保数据开放，促进互惠，扩展美国规范和原则和保护美国知识产权” ， “观察全球科学技术趋势” ， “保持美国相比战略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帮助美国加强对于竞争对手影响或破坏美国战略和计划的理解” ， “强化美国领导的公共外交”为目标。由此可见，美国科技外交具有输出价值观和“美国规则”以及“感知外部威胁”的双重属性。一旦一国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对美国构成挑战，美国会试图联合盟国采取竞争措施限制该国科技实力的海外扩张。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在对华科技外交上总体上处于强势地位，希望利用科技外交打开中国市场，通过两国科技合作让中国接受美国所主导的国际规则并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发展模式的成熟，中美在科技外交上的关系更趋于平衡。中国越来越多地主动根据本国利益需求选择与美国科技合作领域，并且主动对他国开展科技外交，提供科技领域的公共安全产品。这些变化令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科技外交领域的潜在竞争者，担忧中国动摇美国在该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抹黑中国科技外交和科技产品出口。例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美国“正在识别来自中国国有企业、科技公司的威胁” ，与中东和欧洲地区的国家共享信息，通过展示风险使世界各国清醒起来并且开展反制。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USCC）主席白嘉玲称， “‘数字丝绸之路项目’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更多支点，在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的同时，输出其价值观、信息控制和监控” 。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称，美国应当对中国政府向全球“出口监控技术”做出更好回击。中国5G技术和设备成为美国污蔑、抹黑最为严重的领域。 201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30多个国家在布拉格5G安全会议上通过了首个关于5G的安全规则倡议。该倡议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内容涉及中国企业和中国商业模式，试图给中国企业海外运营造成负面影响。美国外交部门不再认为中国是美国开展科技外交的主要对象，开始关注中国科技外交对美国势力范围的威胁。
动因之三在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加剧了美国社会对于中国科技的歧视性认知。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外交、经济等各领域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为动员美国民众支持， “美国优先”的一个突出特色是将经济、科技等非政治性议题“政治化”和“民粹化” ，例如将“气候变化”问题视为一种阴谋论，渲染“中国抢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等。 “美国优先”是特朗普政府采取一系列单边行动的主要合法性来源，也在美国国内产生了社会动员效应。受此影响，反全球化和排外思想在美国社会显著抬头。美国民众开始关注科技产品和科技企业的“国籍”问题，并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中国留学生。这种暗流涌动的思潮导致美国政府一些针对中国科技产品、科技企业和留学生的极端措施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引起激烈争论，其推行的阻力显著下降。 “科技无国界”在美国国内已经不再是主流认知，美国社会开始以一种民粹、本国优先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崛起。这种逐步被强化的对手意识容易让美国社会对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突破产生过激反应。冷战时期，在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国曾经产生强烈的社会恐慌。这一被称为“斯普特尼克冲击”的事件促使美国集全国之力与苏联展开“太空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