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日涵副教授』「中美研究」李峥：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动因及长期趋势( 二 ) 李峥：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分歧也显著增加。 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其中指责中国“盗取美国知识产权” ，要求限制“中国在敏感技术领域的并购” 。自此之后，美国明显加大了对于中美科技合作的干预，对中美之间技术、数据、资金、市场、人才的自由流动设置障碍。
一是在技术方面，美国逐步收紧针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意图对中国实施前沿科技的技术封锁。出口管制是美国限制其竞争对手科技发展的主要手段。冷战时期，美国运用“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广泛的军品和军民两用技术出口管制。冷战后， “瓦森纳协议”继承了“巴统”的作用，采取分类、清单管理、许可证授权和信息交换的出口管制机制。此外，美国还运用《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和《出口管制法》对特定国家的特定实体实施包括技术出口禁运的制裁，朝鲜、伊朗是其主要针对的国家。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显著增强了通过上述立法对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力度。 2018年8月，《出口管制改革法案》作为《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附件被签署通过。该法案要求美国商务部改变出口管制流程，加强对于关键新兴基础技术出口的预先审批。法案明显扩大了商务部的权限，使其有权对技术出口、再出口或转让建立管制制度，根据技术的潜在最终用途设定相应出口管制规则。 2018年11月，美国商务部下属工业安全局公布了针对关键新兴基础技术的出口管制框架意见，并向美国国内业界征集反馈。根据该意见，美国将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14个领域的产品及技术纳入出口管制目录，实施严格监管和审查。外界广泛认为，中国是美国新出口管制目录的主要针对目标。除计划增加对华出口管制的技术领域外，美国还显著扩大了禁止美国科技企业与其开展贸易的“实体清单” 。 2018年以来，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将超过100个中国企业和机构加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其中既包括华为及其附属公司，也包括中国军工集团、科研院校和超算领域的知名企业。
二是在数据方面，美国试图将个人数据赋予“国家安全”内涵，从而阻止中国企业获取美国数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中禁止美国政府采购华为、中兴、海康威视、大华等中国科技企业的通信和监控设备。这一禁令表明上是为了打击中国企业的美国市场，但事实上有阻止中国获取美国数据的意图。美国情报机构认为，通信设备和监控设备可以收集和处理大量数据信息，一旦这些数据信息被传回中国，就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风险。出于类似原因，美国对于中国社交媒体和平台类企业在美国的运营也十分警惕。美国国会提出《国家安全与个人数据保护法案》，试图通过立法手段限制中国企业采集和传输美国国内数据，同时限制美国企业将敏感数据存储在中国。该法案一旦通过，将对两国数据自由流动带来阻碍。
三是在资金方面，美国推出法案阻碍中国对美高科技领域投资和并购，切断中国资金进入硅谷的渠道。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已经加强了对中国企业在美国并购投资的审查力度。《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捆绑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扩大了CFIUS的职权和资源，除与控制权相关并购行为外， CFIUS还将有权审查“非控制”类、涉及敏感个人信息、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行为，重点针对“敌对国家”和“敏感领域” 。据荣鼎咨询数据显示， 2018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从2016年465亿美元的峰值降至54亿美元，降幅为88% 。
四是在市场方面，美国试图阻断中美科技产业链合作，迫使双方改变产业链相互依赖的模式。在对华施加关税措施后，特朗普本人多次劝说苹果、富士康等企业将在中国的产业链转移到美国本土。 11月，特朗普与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共同参观了苹果公司在得克萨斯州的工厂。除鼓励企业回流外，美国也寻求通过市场禁入措施促使美国企业与其中国供应商切割。 2019年5月，白宫签署《确保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令，宣布在通信领域禁入紧急状态。该行政令授权商务部裁定“敌对个体” ，禁止美国企业采购此类目标的设备、零部件和技术服务。该行政令旨在将中国产品、服务和零部件“逐出”美国通信网络，阻断中国参与美国5G网络建设的可能性。 11月，美国商务部提出了实施计划，将采取“逐案审查”的方式执行该行政令。同时，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通过了一项命令，禁止美国运营商利用联邦补助资金购买“国家安全潜在威胁企业”的产品，其中包括中国通信企业中兴和华为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