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这些作品能在正体展中获奖?6位专家为您解读!(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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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静秋(广东) 李白《金陵望汉江》纵185厘米横96厘米我们今日耳熟能详的篆、隶、楷、行、草之界定,亦或“正书”“行、草书”“榜书”之归类,其实都是后人归纳或统一的名称而已。汉字演变发展的历程中,五种书体是既有传承又有交互式发展。以皇象本《急就章》为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草书写法几乎和后世的楷书无异。我认为,章草则又如草书中的“正书”。尤其对行、草书家来说,要认真对待正体书法的创作。但长期以来,传统方法中比较强调楷书对行草书的滋养,尤其是从“唐楷四家”入手,进而经《兰亭序》《圣教序》再进入草书学习的训练方法似乎已成定律。我个人的体会,这种模式固然可行,但仍有改进的空间。有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可以说明问题,汉代的张芝为书史上第一位“草圣”,在他的草书学习生涯中,不可能接触过我们今日耳熟能详的唐楷、魏碑和晋代楷书,因为生活在东汉的他,对王羲之这个名字都是陌生的。他之所以成为“草圣”,最重要的基础应该是他对篆书和隶书的理解,首先是文字学层面的,我认为应属于字法系统。而笔法,无疑也是来自于篆、隶亦或当时的汉简。后世楷书的笔法,毫无疑问对张芝是没有起到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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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汝玺(河北) 韩愈《进学解》纵178厘米横96厘米我认为,在行、草书创作中提倡“正书”学习,尤其是篆书、隶书的学习特别重要。我们知道,行、草书的重头戏在草书,而草书的源头,不在楷书,而在篆、隶。对篆书的学习,包括甲骨文、金文以及小篆的学习,能梳理出文字的演进脉络,了解汉字的演变规律。不管是楷书的创作,还是草书的学习,都需要对篆书、隶书有系统的了解。长远来看,将任何一种书体孤立来学习其实并不科学,不利于书家对整个文字系统的理解,更无益于书家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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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杰:“正书”与正气有关联吗?(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当代书家,如何充分理解“正书”之“正”字呢?首先,“正书”乃中国书法之滥觞。纵观历史,“正书”以其中正中和之态占据了书法艺术不可撼动的恒久地位,创立了举足轻重的璀璨时代:商周金文,繁复威严,具有一种贵族化的高贵与华美;《泰山刻石》《琅玡台刻石》等秦碑,书镌一丝不苟,体现出秦帝国一统天下的秩序井然与端庄整饬;《孔宙碑》《礼器碑》等汉代碑版,苍茫而古穆;《居延汉简》《阜阳木牍》《马王堆帛书》等书丹墨迹,瑰丽多姿;气势恢宏之《石门颂》《记泰山铭》等,都体现出蚕头燕尾之高妙超凡;唐代“颜筋柳骨”,不激不厉,正气浩然,或雄强厚重,或刚健挺拔,体现出一种永恒力量;清代篆隶勃兴,楷法大张,尤其晚清以降,金石碑版之学兴盛,清人多重北朝严峻楷法,故宫“正书”擘窠匾联之极,蔚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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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强梅(湖南) 欧阳修《醉翁亭记》纵182厘米横96厘米其次,“正书”奠书法诸体之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万丈高楼平地起,建筑奠基必须坚固、稳定、可靠。对于摩天大厦而言,夯实根基之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学书之理亦然。篆、隶、楷无论是用笔、结构和布局谋篇,皆形成一套完整的创作规则与方法,“正书”以静雅之“邈乎嵩、岱之峻极”,为行书“伟字挺特,奇书秀出”、草书“放手飞笔,雨下风驰”创造了条件。迅捷简便之行草书,自由挥运而非信步由缰,皆蕴含“带着镣铐跳舞”之规则。吴冠中言之即是,“风筝不断线”,行草书正因为有“正书”之线牵引着,才不至于堕入俗流。篆、隶、楷为卓越的行草书家施展才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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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士平(河南) 自作《论语有感》两首纵180厘米横96厘米古人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值得一提的是,“正书”所包含的中庸、中和、雅静之义,与博大精深之中国儒家思想相契合。为此,新的疑虑便产生了:“正书”是否仅仅是艺术样式,它与道德修持有关系吗?回答是肯定的。首先,任何一件艺术作品,其背后都站着一个鲜活的人,此所谓“书因人重”和“书因人废”。众所周知,颜体和赵体楷书皆名列书史,为后世垂范。然而,明朝傅山,在看待“颜赵”之书法态度上却迥然不同,其在《作字示儿孙》中有言:“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对于颜真卿,其称道为:“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而对于赵孟頫,其为“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其次,“正书”不疾不厉,如缠绵之抒情诗和舒缓之轻音乐,亦如儒家之中庸行为标准,贵和而尚中,不偏不倚。再者,“正书”表露出来的适度和谐意韵和规范稳定之美感,与儒家倡导的“仁”“德”修养相吻合,潜移默化地将习书者心灵迹化,纳入“正人心”的轨道,以期达至构建秩序井然、和谐安宁的社会美好愿景而息息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