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起源于长江流域长江发源于( 五 ) _小知识

如果说砷铜西来的路线不清楚，由西传来的可能性可排除的话，那么，铜器由中国本土发明就更有说服力了。这同时也说明中国境内4200年以前的红铜、青铜当是本地产生的。
从李刚先生的研究看，即使是砷铜冶炼，中国与西、中亚也是大体同步的，他说：
外高加索地区，即小高加索山地蕴藏着丰富的铜矿，在靠近阿拉斯河附近则是砷矿的重要产地。公元前4千纪末及公元前3千纪，安纳托利亚广泛使用砷-锌-铜三元合金。欧亚草原西部的黑海北岸草原与伏尔加河流域的铜器大多是红铜铸造或打制的，高加索地区的铜器则以砷铜合金的青铜为主。高加索以南，安纳托利亚与伊朗西部亦是砷青铜广泛出现的地区，且以伊朗西部最为多见。
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砷青铜在欧亚草原西部占据了主导地位,喀尔巴阡地区则广泛使用锌青铜。这些黑海北岸、顿河、亚速海附近的草原砷青铜制品显然是使用了高加素的原料，然而铜器的质量却不如高加索地区……所以可以推测高加索与伊朗西部的砷铜合金技术除了向欧亚草原西部传播之外，亦向东产生了影响。
欧亚草原地带锡青铜的广泛使用是公元前2千纪中叶以后，这与阿尔泰山锡矿的开采和西输有关。此时期高加索地区的青铜器亦以锡青铜为主，但固有的砷铜配方仍未消失，而是制出更为复杂的砷-锑-锡-铜多元铜合金。北高加索西部则保持着传统砷铜生产。
新疆、甘肃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出现砷青铜的年代与欧业草原及西亚地区盛行砷青铜的年代相当。
关于江汉地区盘龙城及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青铜冶炼，郭静云、郭立新二先生有很好的研究，但对于石家河文化及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青铜冶炼情况所列举的材料不详，因而只是一种推断，而这种推断，任式楠先生早就有了明确表达，笔者也在关于长江中游地区手工业的文章中作了阐述。郭静云等先生最近在《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上所发论文，用了大量篇幅对长江中游地区产生青铜器的可能性作了论证，其论述总体上说是有理有据的，但他们也只将该地出现青铜的时间推到屈家岭文化晚期，而屈家岭文化晚期的主要证据仅指出了地层中出现的铜矿石以及从考古发掘者口述中得知而未写入正式报告的小铜件，未指出并论证笔者上文所列举的屈家岭文化早期的两件陶模。陈树祥先生文中也未提及邓家湾遗址的那2件屈家岭文化早期陶模。这种陶模在屈家岭文化屈家岭遗址早有发现，即T98:3 (13) ， T30:3B,3(1) ，但被写成陶质锥形器，另有1件“石质锥形器”T165:3A(2) 底呈椭圆形，周壁近直，色灰绿，高5.6,底径3.8-4.6厘米，比陶模稍大，因无圆眼，因而也可能是容器之模，也可能还未来得及凿圆眼。邓家湾石家河文化也发现了类似的陶模（T5③:14 ， H39:4, AT3⑤:91）。笔者认为这些陶模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与邓家湾陶模共出同一地层的碳十四标本所测年代正处屈家岭文化早期；其二，其中的1件实模则可能是铜容器的内模，如果真有铜容器的生产，其工艺当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高水平。它们与该遗址屈家岭及石家河文化时期地层或墓葬中发现的众多铜矿石一起，基本可以断定屈家岭文化早期的青铜冶炼。不过，郭静云等先生断定江汉地区是中国铜器冶炼的最早起源地，也还需更多地下材料，因为，从现有材料看，即使是屈家岭文化时期有铜器冶炼，那也比中国北方迟。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中国的铜器当有自己的起源。中国北方地区的黄铜、红铜较距今4100年的西亚、中亚铜器开始影响中国之时早2000多年。加铅、锡合金的青铜也宜为中国本土所产，而且很可能源于南方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早期(5500年前) 。至于马家窑文化发现的青铜器则可能传自江汉地区，因为，尽管该文化受到西、中亚文化的影响，但马家窑文化的铜器与江汉地区的锡、铅青铜雷同。江汉地区文化对马家窑文化的影响，笔者在《宝墩文化来源研究》一文中已经有所论述；同时，甘青地区出现水稻的时间(5000年前)比出现小麦的时间更早，也说明江汉地区稻作文化比西亚小麦文化更早地影响到甘青地区。我们有理由期待江汉地区更多、更早青铜器的发现。

或起源于长江流域 长江发源于(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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