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转型与“学人之词”概念新变编纂|遍尝|抄本|过程|传承

清末民初之际，在西方学术影响及我国既有学术土壤酝酿下，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及带有浓厚日本经验的新学制的颁布，尤其是大学教育的推广及现代学科分类标准的确立，各种研究机构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现代学术在民国初年已初步建立。学术的现代转型对文学影响甚大，文学概念的内涵亦随之发生变化。以“学人之词”概念为例，传统学人与现代学者眼中的“学人之词”在实质上迥然有异。
在传统学术视域下，“学人之词”的创作主体必须是儒士，经学家为“学人之词”的主要作者群体。从晚清民国的各类词话、词评中也可看出，传统学人认为“学人之词”的作者必须是儒林之人。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柯家山馆词》云：“清代经师之词，竹垞、茗柯，造成风气，并享高名，有所自来。”这段话指出朱彝尊、张惠言等工于经学者开创了学人填词之风气。谭献《复堂词话》云“近世经师惠定宇、江艮庭、段懋堂、焦里堂、宋于庭、张皋文、龚定庵多工小词”，指出清代学人善填词的代表人物有惠栋、江声、段玉裁、焦循、宋翔凤、张惠言、龚自珍等。晚清陈庆年云“近代经学家能词者，张皋文、陈兰甫二家最著”，更是推张惠言、陈澧为近世经师填词的典范。对于陈澧词作，冒广生评曰：“京卿之词，则学人之词也。京卿邃于说经，品诣高雅，所著《东塾丛书》，风行于世。”他把陈澧的词作称为“学人之词”，认为陈澧以经术名世，品性高洁。可知，谭献、陈庆云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到的那些经术精湛的经学家们亦是“学人之词”的创作主体。
值得注意的是，经学家的词并非皆可归为“学人之词”。翻阅清末到民国以来的文献可知：只有经学家打通经学与词学二者关系，以治经之法来填词，作品中或反映经史内容，或折射治经史之方法，抑或蕴藏经史之观念的词作，方可称为“学人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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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献在列举清代经师中善作词的代表人物后，有“其理可通”四字，表明焦循、张惠言、宋翔凤等人将经学家与词人身份熔铸为一体，以治经学的理念、方法来填词。陈声聪评晚清谢章铤词，认为他能“以经术而为词章，与南海陈兰甫巍然相峙”，除了承认谢章铤词作为“学人之词”可与陈澧相比肩外，更指出“学人之词”是与经学相通的。饶宗颐认为，清代填词者“多为学人，为经师，至是倚声之道，与学术通而为一……此窍一通，文学与学术隔阂之藩篱，遂彻底打破，不仅两者之间，了无罣碍，且可以借学问以培养词心”。饶氏认为，清代学人将学术与词体文学打通，除创作出“学人之词”这一新型词作外，更培植孕育出“词心”等词学术语，提升了词的地位，拓展了词学理论。张宏生评清代词学时云“清代著名的词家……多为学人，其以治经之法治词……冲击以至打破了‘词为小道’的传统观念，于诗人之词、词人之词外，更增入学人之词一派，从而拓宽了词之疆域”，指出清代学术理念、治学方法对词体文学的渗透。总之，在传统学术视野中，“学人之词”除创作主体为经学家外，词作中还要包含经史方面的内容。
而在现代学术背景下，学界对“学人之词”概念的界定要宽泛得多。只要创作主体的身份为学人，词作中反映了现代学术范畴内的知识，即可称为“学人之词”。
由清入民国的学者在论述“学人之词”概念时，仍特意强调词作者的经学家身份，并指明词作者能将词学与经学打通，以经学渗入词学中。然而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学界对“学人之词”作者的“学人”身份的界定越来越宽泛。有学者云“晚清四大词人都是以学者兼诗人身份而中年转辙学词，故而其笔下的词创作就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以学入词’的倾向”（刘兴晖《从郑文焯前后期词之变化看晚清“以学入词”现象》），认为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郑文焯等人词作是“以学入词”，他们是写“学人之词”的典范作家。但“晚清四大家”并无经史方面的著作，而“词学”在传统学术中又不入流，故而只能在现代学科视野下来认定晚清四大词人对中国文学有深入研究，词作中反映了大量中国文学、史学等方面的内容，由此认为他们的词作属于现代学术背景下的“学人之词”。
也有学者在界定“学人之词”的作者身份时指出：“首先要明确词人的学者身份，判断标准一为民国期间已在某一领域具有成熟的专门著作或代表作，作品的出版年限不囿于民国时间内；二为民国时期内已享有学界的声誉或获得学界学人认同，有同时代学人资料可证。”（谭若丽《民国学人词研究》）其对“学人”的界定指的是现代学科分类下，对某一领域有研究专长并有代表作之人。对于这些学人在词作中容纳什么知识、如何以词作承载知识等问题，当代学者认为，“学人之词”的作者以标拟词题、撰写词序、考证史实、广采典故等手段，容纳现代学科中的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音乐学等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