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国学」| 邓晓芒：西方哲学的文化背景，观点( 三 ) 西方哲学的文化背景

西方宗教之所以具有超越性，是由于它基于个体独立意识之上。同样，中国宗教的不具超越性（或只具内在超越性）则是由于它基于个体意识的不独立之上。西方超越性宗教的发生原理则在于自我意识的后退性“反思” ，其前提是个人自我意识的独立。
所谓“自我意识”就是试图把自己一分为二，从“另一个自我”来看自己，以求认识真正的自己；但与此同时人立刻意识到，真正的自我并不是这个被认识的自己（对象），而是那个进行认识的自己（主体），因此要真正把握自己的意向便迫使人再次跳出这个主体的自己，把主体当客体来认识；但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主体一旦成为客体，就不再是真正的自己，这又需要再退后一步。
就这样，力求把握自己的需要使主体不断退到自己后面来看自己，这种无限后退最终将推出一个绝对的自我——上帝。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知人心者” ，而世俗的自我意识永远都只是处于认识自我的旅途，对自我的独立意识同时就是对自我的有限性的意识，在基督教中就表现为基督徒的“原罪”意识。
原罪就在于有限的人想要单凭自己把握无限的上帝，也就是想要把握绝对的自我，这正是个体独立意识的体现。所以在西方文化中，对上帝的信仰恰好是个人自我意识的安身立命之所，只有独立的个人才会有真正的信仰。
由此可见，中国人之所以没有超越性的信仰，正是由于中国人的个人不独立。他的安身立命在群体、国家、天道，他的理想是天人合一、回归此岸、修齐治平，他用不着相信一个彼岸的神。
他也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献身，但前提是他相信历史、“汗青”会对他作出肯定的评价，他归根结底不是为心中的上帝和精神性的理想而献身，而总是为现实生活的某个具体目标而献身。他的精神永远基于物质，被束缚于物质，不可能摆脱和超越物质。正因为他把自己归属于现实此岸的世界，这个世界总是凡人可以掌握的，所以他认为只要自己心“诚”就可以与天道相通，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
一方面他认为一个凡人可以成圣，一旦成圣就可以“替天行道” ，在地上建立人间天堂（王道乐土）；另方面他用来实现自己理想的手段总是物质性的，他总是用处理物质的方式来处理精神问题、思想问题，凭借物质来控制精神、改造思想，以“唯物主义”的方式大搞“诛心之论”、大兴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
与此相反，西方人的“太一”、耶和华、上帝完全是非物质性的，无形无象，只能从内心聆听圣言；而且所谓的“启示”并不可靠，信仰有可能走火入魔，所以这种信仰实际上没有任何世俗的标准和物质的手段可以依赖。正因为如此，西方人致力于发展逻各斯、逻辑论证、辩证法，对“圣言”进行解释和推演，来论证非物质的精神。这就是西方哲学后面的信仰资源。
当然，所有这些论证都不能保证人对上帝的把握是切实的，最终还是要诉之于超越性的信仰。而且这种信仰并不是你想要有就能有的，信仰本身要依赖于上帝的恩典，而这种恩典的内心证据就是看你内心是否充满着神圣的“爱” ，爱一切人，甚至“爱你的仇敌” 。
所以在西方基督教中培养着人的谦逊、宽容和博爱的精神。西方教会不是一个世俗政权，而是一个精神机构，它由神学院培养的教士组成，在民众中极有号召力，常常连皇帝都要甘拜下风。
1075年，教皇格利高里七世由君权神授问题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发生冲突，皇帝宣布废黜教皇，教皇则宣布破门律，将皇帝驱逐出教，导致皇帝众叛亲离，不得不于1077年亲自到意大利谢罪，在教皇门外跪求三天，才获准恢复教籍。
教皇没有一兵一卒，为什么对世俗权力有如此大的制约力？这正说明在基督教世界中，人们普遍的法权观念认为超世俗的精神生活应当支配物质生活，而不是相反，世俗的皇帝也不能违背上帝的律法。所以基督教虽然一开始也充满着狂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教义逐渐培养了西方人讲道理、守规矩、维护法律公正的自觉性，其中哲学家们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