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灭佛的前后详细过程：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宋朝|学者|局面|诗人|诗歌

“大觉”是“佛”，《后汉书·西域传》最早记载：西方有神，名曰佛。古代的神是具有超人能力的存在，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人间统治者服从于“神”，西方神即“东方神”。佛教是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是比较高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远不及它。道教、佛教和儒教并列中国，儒教一代强过一代，鲜有衰败，因为这是中国统治者统治中国的基础和根本，动摇不得；道教和佛教则是你衰我涨、你强我弱的局面，两者似乎在较着劲，但是谁也没彻底压倒谁。佛教文化博大精深，从秦汉时期传入中国后的两千多年间，佛教兼容并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儒家和本土宗教道教，佛教完成“去异国化，成中国化”，这样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和一帆风顺的，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佛教屡次遭到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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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初期尊道抑佛，武则天上台执政后大改大唐李姓皇族尊道教创始人老子为祖先的风格，开始压道扬佛。佛道之争延续千年。中国历史上，只有“灭佛”之举，而鲜有“灭道”之行，有也只是顺带。佛教经过多次“消灭”，却怎么灭都灭不掉，好比大火烧过的野草，春风一吹再次生长，迸发出勃勃的生机。灭佛不但是中国宗教史、中国佛教史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古代史中的重大事件。北魏太武帝灭佛是最狠的一次，下令禁断佛教，还颁布“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的诏书，这不仅是佛教和当时百姓的灾难，也是我华夏文明的大灾难。
北魏太武灭佛之背景
中国自西汉始，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石和统治基础都在”儒家“，作为西来文化的佛教思想理念与儒家伦理纲常相违背。例如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教提倡“遁入空门，不问世事”。这种文化冲突背景下，佛教在中国大地上肯定是不会顺风顺水度过千年的。佛教有时与奉承儒家文化为信条的封建地主阶级产生利益冲突，佛教常常是取得一时之大胜，而后面临毁天灭地的灾害。“佛”在西汉时与道教中的黄老方术并列一体，或者说佛家依附道教黄老，热衷他们的仅有西域使臣商贾，士大夫阶层对其没多少感触，也不愿意去接近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道德理念、习俗政治等等融合，开始变成“中国的佛教”，被百姓和士大夫所接纳。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历史渊源在晋篡魏统一天下，不少读书人士人逃避现实，开始好山乐水，不敢问政事不愿闻政事，佛教恰好给他们一片能够得到片刻安宁的精神天地，佛教从这时候开始真正影响中国文明。魏晋之后的南北朝，为后来隋唐佛教形成中国化奠定基础。当时南朝佛教崇尚玄学义理（魏晋士人影响），北朝佛教则重视宗教行为。佛教教义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得到拓展发展，不再小家子气，而是囊括天地万物。佛教人士的民间行走让其思想逐步被中国百姓认可接纳、深入了解，士大夫阶层也因此逐渐靠近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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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教义同时在影响着中国大地上的建筑，修寺造像积攒功德，追求下一世的幸福，大同云冈石窟与洛阳龙门石窟是最好例子，若不是心中有所图谋的利益，怎么会花费倾国之人力物力财力修建。北魏鲜卑族入主中原大地黄河流域，为巩固统治所以标榜华夏正朔，建立起儒家的伦理纲常秩序。北魏统治者拓跋氏因特别需要儒家文化巩固自己在黄河流域的统治，渐渐汉化，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了解到佛教。由于北魏社会的极端分裂，统治者不满足于巨大的物质享受还需要弥补内心空虚，被统治者被压迫极深生活中没有丝毫乐趣和希望。这时佛教理念深深吸引着他们，让他们不再死气沉沉、充满绝望，而是信奉佛教，修善积德期待来世。
北魏初期是给予佛教特别多的尊重的，不过也将佛教纳入国家管理范围内，可同时举行的措施是大大利于佛教发展的。北魏太祖道武帝亲下诏书：“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纵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正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北魏对佛教的管理是宽松的，甚至不算一种管理，而是一种隐性提高、变相尊为国教。官府礼遇佛教僧人，协助修建寺院（帮助佛教徒有所礼佛的场所），加封任命出佛教领袖法果为道人统（又称沙门统，官职名）总摄僧徒。后来大兴灭佛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之初对佛教也是支持政策的，统治阶层和佛教僧人的关系颇为融洽。但是过了不久，为什么又要大动干戈地去灭佛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佛教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具有宗教、政治、经济性质的社会组织，一旦有不臣之心，上逼天下，下挟臣民，有很大的威胁和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