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士族|云冈石窟：北魏的微笑, 于杀伐中崛起，在微笑中隐没。书迷|书荒|人气|利叶|孙青|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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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杀伐中崛起，在微笑中隐没。
这是北魏，来自大兴安岭的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和创造的文化。150年历史不长，但北魏对中华文化，尤其北方文化的影响却十分深远。北魏在其一百多年的相对稳定统治里，留下了微笑的信仰，以云冈石窟为其文化标志。石窟里的佛像，无论早期的犍陀罗风格、中期的凉州风格、还是后期的南朝风格，佛像大多面带微笑，或喜悦，或淡然。在那个动荡不安、政治黑暗、民生苦难的时代，佛陀的微笑就是社会民众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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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去过几次云冈石窟，对其艺术美的感受逐渐加深。今年五一节中午陪人匆匆赶去石窟，在偏西的阳光下，瞻仰到了佛陀的微笑。第二十窟露天大佛是云冈石窟的标志，三点钟的太阳把光芒抛向大佛，高挺的鼻梁和微微上翘的嘴角之间，一点点阴影使微笑更富有感染力。从正面观看大佛，看到的是宁静，换个角度就有不同感受。我本来在朝着第二十窟的西边前进，不经意间回头，一瞥之下，石窟活了起来，“北魏的微笑”直达意念，佛陀在笑什么？为什么只有云冈石窟的佛像面带微笑？是拓跋皇家对天下太平的满意，抑或在教义熏陶下人们超脱了时代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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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异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宗教艺术首先是特定时代和阶级的宗教宣传品，承载着信仰和崇拜，不只是单纯观赏的对象。当宗教被大众接受之后，大众的理念也会通过艺人的手掺杂到宗教艺术中来。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后，俘获很多西域僧人和雕刻艺人、画匠，历史所谓凉州系高僧带来西域风格的石窟建造方法，后来不断融合汉族建筑特点和壁画技法，形成中西合璧的独特艺术，是世所公认的艺术瑰宝。北魏后期，来自南朝的徐州系高僧得到北魏皇室的信任，于是云冈石窟造像由身材健硕、表情威严、目光和蔼、气度恢弘的西域-拓跋风格转变为清瘦、谦恭的面貌，最终由“秀骨清相”的北齐造像为这个时代画上句号，而秀骨清相就已经完全是汉族门阀士族的审美观了。至于后世的佛像，唐朝造像柔弱（女性化）、夸张，再后世的造像无精打采，掩盖不住佛教的衰落。后代的佛陀再也没有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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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微笑的佛像是云冈石窟最耀眼的美学特点，不如说北魏的微笑透射着魏晋南北朝文化的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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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冈石窟最为色彩绚烂的第五窟到第十三窟，大量浅浮雕的佛本生和佛传题材描绘了极度的肉体痛苦：割肉贸鸽、舍身饲虎、须达努好善乐施、五百强盗成佛等等，衬托着佛像的庄严。这些故事是地道的反理性宗教迷狂，其艺术却激昂、狂热、紧张，与佛像宁静而微笑着的庄严主题形成对比强烈的渲染，将佛像衬托得更加至高无上，象征着世界的最高智慧。黑格尔论欧洲中世纪宗教艺术时说，把苦痛和对于苦痛的意识和感觉当做真正目的，在苦痛中愈加意识到所舍弃的东西的价值和自己对它们的喜爱，越长久不息地观看自己的这种舍弃，就越发感觉到把这种考验强加给自己身上的心灵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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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王朝更迭都起始于残酷的杀戮，处于社会上层的门阀大族政治斗争异常残酷，门阀士族的头面人物无可避免被卷入政治漩涡，名士们一批又一批被送上刑场，何晏、嵇康、张华、潘岳、郭璞、刘琨、谢灵运、范晔等等，至于涂炭的生灵则无可计数矣。门阀士族们既富贵又满怀忧患，民众朝不保夕、痛苦茫然，从上到下一致痛苦。于是南北朝的文化特点恰如微笑的佛陀和残酷的佛传故事，尽管外表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加强烈地执着人生，这种非常的痛苦，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深刻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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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梁武帝萧衍将佛教定为国教，倾国力建造大量寺院，并数次将自己施舍到寺院，真可谓虔诚，却在侯景之乱中被活活饿死。北朝有所不同，沿袭自草原游牧习惯的皇室风俗，使得宫室常发生皇帝母子间的残杀，可以想见北魏的皇帝们也内心痛苦。于是佛陀成了全中国的信仰，那微笑中隐含着难以言说的挣扎。在这普天之下缺乏安全、正义的环境中，催生出魏晋文学的两大代表人物，陶渊明和阮籍，分别创造了两种不同的文学境界。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艺术成就在于文学中诗歌的独立和登峰造极的雕刻，前者反映了由门阀士族发起的“文的觉醒”，后者反映了大众的精神觉醒。